比起其他高遠的神學研究，此書讀來異常親切，讓我重新理解一些人與事。由此回望，我經驗中的那些「好」顯得無比卑微、天真與脆弱，而那些「壞」原來還有千百個理由可以更壞。我該慶幸自己不曾真正經驗過那核心裡的惡嗎？
[p.2] 有一次在一位老牧師的書架上翻看到一本書《共黨能和宗教和平共存嗎》......令我感到興趣的莫過於是牧師在扉頁註記了一段話：
反共不是政治
「反共不是政治」絕不是一句簡單的話，他基本上反應了兩種情況：一方面是暗示著基督教最好不要涉入政治，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另一方面則是把反共產黨、反無神論提高到比政治更高的層次，即它的宗教性或基督徒口中所說的「屬靈戰爭」。
在我看來，「反共不是政治」可以充分地總結了蔣介石及其代表的黨國基督徒的反共神學是如何滲透基督教，卻又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引狼入室，避免基督教干預政治，當然，它還給當時的基督教一方面合理化自身不涉及政治的立場之同時，卻又可以使其(不得不)參與一次全面配合黨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行動。
[p.33] 《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實為反共的靈修神學代表作......(《荒漠甘泉》)這本書在軍中最為普及，上下兩冊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印行，國軍軍官人手一冊，在「使用說明」中還特別標誌：
一、本書為先總統 蔣公生前每日所必讀，本部曾先後多次印發軍官，作為革命精神修養日課，茲在印發各級軍官人手一套(上下二冊)，希利用工作之餘，每日研讀一篇，並加圈點、眉註，此書內涵深遠，讀完後宜再讀，當另有一番進境，對一個革命工作者而言，可謂終身受用不盡。
根據譯者於「例言」中所述：
原書各篇總次，在譯本中先後移動甚多，其目的在使課義相近者，彙編於一個月份之內，揭出重點，於每月另加總標題......總統特於書中每篇之首，親撰標題，以明其篇中之重點所在。一月一日之篇，且為 總統親筆所專撰。
仔細看蔣修改譯稿之眉批筆跡可以看出...他確實把《荒漠甘泉》當作反攻大陸、收復河山的修養日課，把與共黨的鬥爭視為是有神與無神、正義與邪惡、真理與謊言、上帝與魔鬼之鬥爭；某些冗長的經文徵引也被特別指示刪去，每一個月的主標題都與戰鬥的意識有關，患難、試煉、犧牲等關鍵用語，強調信心的重要性以及經由信心得到勝利的必然性。
[p.43]
1936年12月發生了著名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俘虜，但後來平安脫困。隔年受難節，蔣做了一次證道，內容述說了這一段生死交加的日子，尤其將自身的遭遇比做耶穌受魔鬼試探，並隨時作好犧牲來標榜自己的志節。證道詞中有一段文字說到：
惟念余自興學統軍以來，嘗以二語訓部屬：「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者，則無論何人，皆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余自信出於精誠，亦即於宗教式之自信心所致，故於毀法蕩紀惡氛之中，仍能撥亂反正，然此亦我耶穌博愛之精誠，與夫 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有以貫之也。
據說蔣勤於讀聖經，這段文字可以說明到底蔣介石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以及他的靈性狀態如何。蔣介石結識宋美齡，1927年兩人步入教堂，1930年10月在江長川牧師主持下接受洗禮，沒有提到他上過基本的信仰課程。1936年的受難節證道，卻是自認為自己無絲毫的自私自利，也無不誠實，哪裡像是悔改認罪的基督徒呢？看來，蔣連基本的道裡班恐怕也沒有認真修習過，他憑自己的感受讀經，讀出來的都是國家民族、革命殺敵之類的，一切都是為了服務他的政治理想......
[p.287] 張靜愚的角色最為特別，因為他同時也是中原大學的董事(中原創立晚於東海)，又是護教反共的帶頭人...事實上他並不具備任何基督教教派或組織相關的身份，從來他就是以一位忠誠的黨員及官員的身份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1965年之後，張靜愚更是在護教反共的立場上與黃彰輝等人形成對立的關係，因此張靜愚同時具有中原董事的身份又被安排在東海大學的董事會名單之中，其中的政治意義也就格外地顯著。
1967年的東海大學董事會結構，長老教會的代表基本上已全面地撤退，宋泉盛是接替黃彰輝的，他也做到1970年，這一年長老教會退出了普世教協。1970年後，黨國基督徒已全面掌握了東海的董事會......事實上，東海大學成立的真正推手是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他們出力極多，所以長老教會可謂居功厥偉。絕大部分具有長老教會背景的代表都止步於1965年，黃武東最早離開，高天成1965年逝世，黃彰輝和林宗義也只做到1965年。黃彰輝、黃武東和張靜愚在東海大學開始籌備之初就已名列於委員會之中，黃彰輝和張靜愚在董事會裡共事長達十二年之九，這兩個人正是護教反共時期站在對立面頭號人物，周聯華於1958年在張靜愚任董事長時才加入。
...(東海與中原)兩校均標榜為「基督教大學」，但從東海的董事會名單結構可以看到「黨國基督徒」與「自由派基督徒」的政治(護教反共)分野，但在中原大學的情況則是清一色的「黨國基督徒」，再加上幾位天真的外國傳教士。
[p.338]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這本碩士論文，對於理解陳溪圳有非常高的價值。廖安惠在論文中透露了北部長老教會於1932年至1939年的日據時代「新舊兩派」權力鬥爭的內在本質，其中，最為關鍵的即是「新派」的代表人物中尤以陳溪圳為核心，還包括陳芳本、鄭蒼國、蕭樂善、郭和烈、吳清鎰等。這幾位從日本留學回台的青年傳道師，表面上是為了改造體制，目的是為了要從陳清義等當權派或稱「舊派」之手中奪得教會的領導權，聚結並推動「新人運動」，以告密方式借助了日本政府之力，指控舊派仇日，並成功地奪取了實質的權力，這種權力結構一直延續到戰後。
根據資料的顯示以及相關人士的回憶，主要是發生了一件相當令人注目的「神學生聯名退學事件」。「舊派」人物遭到密告，結果被日本當局拘捕，「新人派」人士卻都倖免於難。廖惠安的論文附有一篇當事人張慶羲的訪問紀錄，透露出這些新派人士的投機和兩面性格...這些人在戰時，實為親日派，利用美日的矛盾，趕走外國教士，這些「新人運動」分子也被形容作「愛國派」，暗指為皇民化運動的支持者。張慶羲甚至說：
這些人與戰後捧國民黨的人都是同一批，他們是賣教會、害別人，自己得利益的人。這批人，日本統治時喊日本萬歲，中國統治時喊中國萬歲。
可見周聯華、黃武東對陳溪圳的評價，絕非空穴來風。(註釋：第一階段涉及到皇民化的問題，黃武東和周聯華的回憶都曾公開點名批評陳溪圳。據說，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也同樣是這班人，向重慶的國民政府發「表忠文」，以示效忠。)
另外，本書第四章〈1965：從合一到分裂〉專門寫黨國機器如何整肅、分化長老教會，可能是最有意思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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