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30

一個人,一座城





■作者:李亮

城市的身世

奧龍格坡(Olongapo),一座臨海有港口的城市。

我素來喜歡有港口的城市,也說不清楚為什麼;或許是因為聽得到海的聲音,或許是因為空氣中多了一點溫潤,又或許是因為港口而來的那麼點漂泊的聯想。但這個港市卻沒有這些令人愉快的東西。在一個颱風天,我從山的那一頭翻越來到這城市。狂風驟雨打得一切乒乓作響,但雨中的一切卻顯得安靜而抑鬱,除風雨之外,你聽不到任何聲音,也沒有什麼溫潤的氣味。

這座城市的身世,正如我初見它時那樣安靜而抑鬱,帶著些不祥的色彩。它的港口:蘇比克灣,在冷戰年代被美軍選作遠東的海軍基地,直到1991年美軍才撤離。

對於美軍基地這回事,你若是一個尋常百姓,你是沒辦法對它說些什麼的,你被迫變得安靜而抑鬱。它的到來完全不經你的同意,統治著你國家的那一小批人,和美國政府積極合作,愛怎麼幹就怎麼幹。當然,也有許多抗議,有許多反抗運動,但在雙方力量對比逆轉的那一天到來之前,你被迫忍受美軍帶來的各種騷擾,嫖妓與犯罪,被迫忍受你的國家竟然把原來的居民全部趕走,以便提供基地讓美軍的轟炸機、戰艦、潛艇把整個太平洋變成美利堅帝國的內海,讓他們到韓國、越南、印尼等等隨便什麼地方,轟炸、屠殺那些和你一樣貧困的亞洲同胞。他們用槍砲、警察、學校與特務迫使你沉默,要求你的小孩也習慣這一切,並學著喜歡它。他們幹這些事幹得那樣樂此不疲,那樣不知羞恥,以致最近你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們把所有反對美利堅帝國的人都稱做「恐怖份子」,你看到大量的美軍重又回到你的國家,繼續殺人。

美軍離開之後,又來了許多商人,取代美軍原本的位置。你看到美國、日本還有台灣的資本家,利用免稅、低薪等優惠,在特區內設了許多工廠,絕大多數都沒有工會,沒有團體協約(CBA),員工權益沒有任何保障。而地方政治生態,則和過去一模一樣:還是那個家族,市長、經濟特區管理局主任、議會全掌握在他們手裡,城內的市場、運輸、土地、百貨等等經濟生態,也是同一個家族的產業,外地的大資本想要打進來都不容易,更別說是長期受控的小老百姓們了。整個城市的政治與經濟,籠罩在外資與統抓本地政治、經濟的大家族手中;民主民主,誰是「民」、誰是「主」,不難分辨。

一個組織者

「這裡約十萬人,因為一些客觀限制以及過去組織的問題,目前這裡的社運組織仍待重新展開。一切都才剛開始而已。」費爾南多說。

費爾南多,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一年前獨自來到這個城市,目前是當地唯一的組織者。

「1980年代,這裡有過一些不太成功的組織,但是因為這裡的組織者只知道個別組織如個別工會的操作策略,沒有全局的戰略,很容易就被資方各個擊破。另外,也有許多組織者是迫於個人的經濟困難,不得不另找工作……總之,每個組織都沒能延續下來。90年代,這裡是個安靜的地方。」他說。

原本排定和他一同前來的兩個人,一個另有職務,一個因為家裡經濟問題被迫離職,於是便只他一個人,負責組織這十萬人的城市。我為他面對的困難感到擔心,他卻只是笑著回答說:「唉,條件困難,沒辦法支持夠多的組織者……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嘛,哪裡的工人還沒組織起來,我們就去哪裡!」

費爾南多外貌清俊,還帶著點學生氣息,很容易讓人搞不清楚他實際的年紀,還以為他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組織者。實際上,他的經驗可豐富了!從大二開始,他便投入了全職的組織工作,先是在學生組織部門,後來擴大到青年工人,學校畢業後,又到鄉下的農民組織待了一年多,後來又調回工運部門,持續工人的組織工作至今。

一開始,他只是個有正義感、愛出鋒頭的青年。學生時代的他,曾經一人身兼三個樂團的主唱,得過全校競賽的冠軍。他同時是籃球校隊隊員,又長得英俊挺拔,頗得異性青睞。那時根本沒想過什麼社運不社運的,「因為中學念的是男校,我們對女生都非常飢渴呢!」他略帶尷尬地笑著說。後來上了大學,因為一次要求學校改善年久失修的飲水系統的事件,代表學生與校方抗爭,才慢慢涉入公共事務,開始參加社會問題的讀書、討論會,並研讀了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才逐漸接觸到各種社會運動。

大學念的是一所教會學校的哲學系,別的不教,專教些聖托瑪斯之類的基督神學,無聊的很。「只有一堂課開馬克思主義,比較有趣。不過那老師之所以教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反馬克思主義。我經常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他嘴角微揚,有些得意地說:「有幾次,他被我搞的下不了台,就很生氣地叫我滾出教室,說這堂不想再看到我,下一堂再說。哈!」說到這裡,他想起當時的情景,忍不住大笑起來,又緊接著補充說:「不過我跟那老師反而這樣成了朋友,在課堂外頭關係還不錯。他也借了我很多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的書。學期末還給我很高的分數呢!」

這樣一個人,後來在學生運動中結識了他現在的太太,目前也是社運組織者。菲律賓社運中通行的原則是:男生可以追女生,同樣,女生也可以追男生。「所以,當時是我太太主動約我的,我算是被她追到手的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他們目前育有一子,已經三歲了。我問他,一個人來到這裡,長期和家庭分離,想必很難熬吧?他回答說:「是啊,我們大概一個月見一次面吧。不過因為我們都是組織者,比較能諒解、適應這種狀況。」

怎麼做?

中午抵達奧龍格坡,他領著我搭吉普尼來到一家雜貨店前。雜貨店旁有一條小道,一道樓梯通向樓頂。我們上了樓頂,發現那裡早已有幾個人,在一個簡陋的鐵棚下,圍著一張桌子談論些什麼。這是一群工會幹部,正在討論下午與資方開會談判的策略,這個簡陋的鐵棚,就是他們草創工會的「辦公室」。風雨不曾稍歇,風向一變,大雨便潑進棚內,只是棚子不大,想避也沒得避。雨打在鐵棚上,聲響自然非常,談話屢屢因為雨聲太大而中斷。風雨中的談話十分艱辛,屢屢中斷、空等、躲雨,像極了組織工作初期的困難。

「一開始真是一片空白。我以前從沒來過這裡呢!」在工會幹部離去之後,費爾南多告訴我。「事前當然作了許多調查,蒐集各種數據、二手資料,不過真正的社會調查,還是要和群眾接觸,從群眾那裡才能了解到真實的情況。」

可是從沒來過這裡,當地又沒有組織,該怎麼開始呢?「要動用所有的社會關係啊!親戚、同學、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反是能沾得上邊的,全部要試著聯絡、接觸。」費爾南多用剛剛蓋過雨聲的音量說道:「工作進展是非常緩慢的。一開始幾個月什麼也做不了,只是盡量找人、拉關係,也還談不上深入的問題,只是自我介紹、閒聊,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想法。三教九流的人都要找。因為這裡很久沒有組織者了,人們不熟悉社運組織者這種東西。所以一開始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讓他們習慣你這樣一個奇怪的人,願意和你聊天。」

「然後就是選一個比較可能的點,推動建立正式的組織。比較可能的首先是在工廠建立工會。因為在都市中,受壓迫最重的就是工人,他們的動能也較高。當然,要建立一個民族民主的社會,不能只靠工人,各種人都要組織起來。工人、老師、學生、教會、貨運司機、服務生、都市貧民、妓女、政客……都應該要去組織、去接觸。不過初期要先集中在一個工會。成功了就能推廣開來。」

「我的中期目標是在幾個組織之間建立起聯盟。可以利用目前的市長家族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設置議題。」

每晚睡在不同工人家裡

這時,雨勢突然轉大,雨打在鐵棚上的聲音蓋過了一切,我甚至擔心起這脆弱的、木頭搭起的簡易鐵棚,能不能撐過這陣雨勢。我從屋頂望出去,街上有幾棵大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行人、車流還是很多,並沒有因為颱風而減少。這麼多的人呢!在這些陌生的人群中游走,進行組織工作,該是怎樣的光景呢?

「要與群眾接觸,多半不可能進工廠去找他們,因為資方會起疑。要想辦法去他們住的社區,最好能到他們家裡,一起吃飯或過夜,這樣可以談得多些,也可以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組織工會成員的家人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要到群眾家裡一起吃飯、過夜,這是很重要的要求。經常在家過夜、太少住工人家的會被組織批評喔!」說到這裡,他從口袋掏出剛剛在路邊攤買的三支香煙,點起一支抽了一口。因為經濟拮据,買不起一整包香煙,他總是這樣兩支三支的零買。

「不只是因為要和他們打成一片,適應他們的生活,而且因為我們經濟上十分困難,社運組織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交通費用,其他的要自己想辦法。」他笑著說:「所以若沒有群眾家可睡,我就只好睡公園啦!我來這裡一年多,就在公園睡過好幾次呢。」

乍聽之下,我還以為他只是在開玩笑。睡公園?有沒有搞錯啊!我知道菲律賓的社運組織條件困難,但也不至於困難到這種程度吧?

「真是這樣的!這也算是一種對組織工作的檢驗吧。不過還好我睡公園的次數只有兩、三次而已,現在我已經有十幾個地方可以輪流睡了。」費爾南多這樣安慰驚訝的我。雖然他說得輕鬆,但是,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搬來搬去,每晚要睡不同的地方,其心理與身體壓力之大,難以想像。他接著補充說:「每晚換地方也是必要的。因為群眾多半很窮,房子簡陋的很,能招待你一兩天就已經不錯了,不能增加他們太多負擔。而且要考慮他們家人的反應,他的家人不一定歡迎你來。另一個要注意的是性別;不可以在單身異性家過夜,這是我們的原則。」

頑強的種子

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風雨不曾稍歇,天色則漸漸暗了下來。當晚,我們住在下午見過面的工會主席家裡。從屋頂上那小小的、簡陋的工會辦公室下來,我們搭上末班的吉普尼,穿過雨夜的街道。菲律賓的工人住房一般都很簡陋,這個工會主席也不例外。他的家是一間小小的兩層樓房,仔細一看,只有一樓是用磚頭水泥建起來的,二樓則是用大小不一、各式各樣的木板,混合竹子搭成的。而且一樓地勢低漥,「以前遇到大颱風,河水暴漲,水會淹到這裡呢!」工會主席用手在胸口筆劃了一下。

就這樣,我們在門前的布棚下吃著簡單的晚餐,討論著今天下午工會與資方談判的過程,費爾南多樣子很輕鬆地與工會主席交換著意見。用過晚餐之後,我們上了二樓,在地板鋪上紙箱後睡下。外頭的風雨仍在繼續,屋子裡也有一處在漏水,用水桶接著,水滴入桶中的聲音,在夜裡分外響亮。費爾南多很快地睡著了,偶而發出些輕微的鼾聲。他顯然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睡法,而我卻久久不能成眠,聽著門外的風雨,回想著他一路走來的經過。

這樣的組織工作的確十分辛苦,而且因為經濟困難,何時會中斷也說不一定。曾經那樣風光、風流倜儻的費爾南多,幾年來進行著毫不浪漫的組織工作,忍受著與家人的分離,在種種困難的條件下,走進了一個又一個工人的住房,在他們狹小的、簡陋的生活空間中,和他們為了未來更好的生活討論著、奮鬥著。這麼幾年來,一個又一個工人接納了他,鼓勵著他,使他相信,只要哪裡有還沒組織起來的群眾,他就能去哪裡,獻上自己的一份心力,即便只是一個人要組織一座城,也毫不遲疑。

是的,每個組織者都必須成為一顆種子,落到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

2007-12-26

解讀消費者物價數據

■作者:Andre(苦勞網特約記者)

近來諸多物價上漲,民眾生活難過,但官方卻一再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並未大幅上漲來辯稱物價仍舊基本平穩;直到9月以後CPI年增率一舉突破3%,才逼使官方不得不承認物價「顯著上漲」的現實。撇開明顯的政治考量之外,官方以及一些媒體對於數字的解讀方式實有值得檢討之處。

平均數之外

根據主計處公佈的數據,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從1997年之後便持續走低,整體來說遠低於1997年以前的水平,除2005年之外皆低於2%,2001至2003年間甚至出現倒退,當時還曾經引發「通貨緊縮」的憂慮。至今年8月為止,CPI年增率仍低於2%,依官方所言,確實並未大幅上漲。

曾有些媒體報導抓著這一數字,使用各種個案報導來質疑官方CPI數據失真;不過,問題其實在於:CPI本就是「平均」出來的,所以必然有其限制,要了解物價波動的情況,就不能只看平均數。

如果細看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圖表1)就會發現,先前儘管總指數基本平穩,但一些分類其實早已有較大漲幅。以2001年的數字與2007年10月比較,「食物」、「醫療保健」與「雜項」三類上漲最多,累積漲幅分別為:「食物」類上漲27%(進口原料漲價及季節天災)、「醫療保健」類上漲21%(健保費及進口中藥材調漲)與「雜項」類的11%(健康捐開徵後香菸漲價)。這與平均數的基本平穩是並行不悖的,因為其他的「衣著」、「居住」、「交通通訊」、「教養娛樂」等類皆為平穩或小幅上升,自然就拉低了總平均。



再者,即便是其他基本平穩或小幅上升的類別,也是從更細的項目平均而來。比如「交通通訊」類從2001年至今僅上漲6.5%,似乎不符合油價飆漲的現實;但仔細進一步檢視該類的細項就知道,儘管「油料費」從2001年的基數100大幅攀升至2007年10月的151,但同類的「通訊設備」卻大幅下降,從100腰斬至46,在有漲有跌的情況下,「交通通訊」類平均起來便僅小幅上漲。因此,光看「交通通訊」類的平均數也是不夠的。同時,這裡還有「消費頻率」的作用(工商時報8/7社論),即通訊設備(如手機)一般人並不會頻繁添購,而油料(如95汽油)卻是經常要買的,因此主觀的衝擊感受自然比前者大得多。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定義。以「居住」類的指數來說,近來房價與商業店面租金節節攀升,但是居住類指數卻是基本持平,其原因在於該指數定義限制在一般民生消費的房租、住宅維修、家庭用品、水電燃氣等,其中僅燃氣(瓦斯)與住宅維修材料(如鋁門窗與裝潢材料)上漲較多,房價與商業店面租金不包括在內。

貧富衝擊不一樣

瞭解了物價數據之後,我們又如何判斷物價上漲的嚴重程度呢?漲幅多少、持續多久算嚴重呢?根據中央銀行的一份說明《消費者保護系列——認識通貨膨脹》,這個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共通的明確標準,因為各國經濟結構、歷史背景不盡相同,所以對於衝擊的「容忍程度」也不一樣,要依該國的情況來判斷。然而,在這一波物價上漲過程中,官方與一些學者卻經常違反央行的這一說明,每每拿台灣的數據與各國做比較,以此論證台灣物價上漲並不嚴重,算是「資優班」(〈台灣通膨控制並不差〉),顯然是在故意轉移焦點。再說,即便不與國際比較,而是拿目前的數據與過去台灣的情況作比較,也未必足以評估出目前的物價上漲嚴重性,因為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發展,台灣的情況絕非一成不變,未必可以「以古論今」。

那究竟該怎麼看呢?原則上,如果我們可以把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現象當作物價問題的「供給面」,那麼我們就應該同時考察物價問題的「需求面」,即民眾的購買力、不同物品的消費作用、消費生活模式等等情況,才能對物價問題有較完整的評估。依這種方法進行觀察,就會發現,即便與國際比較台灣的物價漲幅不高,但確實已對中低收入民眾生活造成強烈衝擊。

首先就總體而言,即使物價確實上揚,但只要所得能夠追趕上物價上揚的幅度,民眾的感受便不至於太過痛苦,偏偏近年來面臨的正是「所得追不上物價」的窘境。

根據歷年來的家庭收支調查,薪資皆佔平均家庭收入總額的55%至60%,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圖表2)顯示了1991至2006年間,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平均實質薪資增長率(名目薪資年增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的變動情形。可以看出,台灣民眾的實質薪資增長率逐漸下跌,其中甚至有個別年份呈現以往罕見的負增長。



若把薪資以外的「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與「移轉所得」加進來,觀察以家庭為單位的可支配所得情形(圖表3),就平均數而言,1996至2006年的台灣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增加幅度為10.5%,而同時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則增加8.3%,表示這段一般家庭的收入增加應足以抵銷物價上漲而有餘。但是,如果不要只看總平均而是把同一時期家庭可支配所得由低至高的5等分位組資料攤開來看(圖表3),在那10年間,較高所得的60%家庭其可支配所得的增長超過物價漲幅,而且是所得愈高增長愈多;但較低所得的40%家庭恰恰相反,尤其最低所得組的收入增幅還不到2%,因此8.3%的物價漲幅便成為其不能承受之重,使這些家庭的實質收入呈現倒退。



再從消費構成的角度觀察5等分家庭的消費支出情形(圖表4),可以看到2006年最低與最高所得家庭的可支配所得中,食品費所佔比例分別是24%與12%,房地租與水電費是26%與12%,醫療和保健費是18%與8%,皆差距一倍以上。可是食品與醫療等卻偏偏是近年物價上漲幅度最大的類別。如此一來,佔貧窮家庭最大消費支出的物品偏偏漲最多,而且這類消費(食品、醫療)又是必需品,顯見物價上漲對於貧窮家庭生活的嚴峻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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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從表面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深入探討分析裡面的基本分類指數,再用家庭收支調查來佐證目前物價上漲與收支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您也可以從本文提到的數據資料來源中,進一步探討目前消費與收支問題:

消費者物價指數

◎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需從「主計處的總體經濟統計資料庫」中,勾選相關類目查詢。

家庭收支調查

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時間數列資料)


From:原載於【苦勞網】公民來算帳2007.12.26

【轉載】南韓總統所無法決定的事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南韓總統大選落幕,本地媒體關注南韓政情時的起點,是「政治人物的敢作敢為」在南韓經濟「奇蹟」,特別是從1997年金融風暴中迅速恢復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不過,南韓政治人物的影響力,特別是我們以往所理解的大財團/財閥與政府之間形成緊密關連的韓國政經運作模式,從1997年之後就已經開始轉變。

當時,在國際貨幣基金主導的結構調整計畫(SAP)下,韓國政府被迫讓出政治的主導權,最主要的讓步是開放外資入股、購併(包括惡意購併)南韓企業,然後,國內的12大財團開始進行切割。

於是,10年前赫赫有名的大宇、現代、雙龍、金星等財團的聲勢不再,原有的部門,不是由外資入主,就是成為獨立的公司,如金星的顯示器部門與飛利浦合資成為液晶顯示器大廠LG Philips、現代電子從集團中獨立成為專業的記憶體廠;而經過切割後逐漸凋零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例如大宇的電子部門。原有的產業,經過「結構調整後」後,比較完整的大財團,僅剩三星,而原本以財閥為主的經濟、產業結構,也逐漸朝向中大型企業林立的運作模式。

根據統計,僅僅是1998年,外資進入南韓的規模,就相當於1962到1997年總計的1╱3;當時外資持股過半的南韓大企業共計149家,總獲利相當於南韓全國產業的1╱5。

南韓政府就以他們對外資開放的程度,而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模範生」,這也是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組織,近年不斷的鼓吹以購買力平價(PPP)GDP數據,來強調南韓經濟實力大好的背景之一。

透過開放外資、韓圜貶值來促進出口,以及積欠外債的作法,固然讓帳面的經濟數據在短時間恢復正常,卻不符合經濟學「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而放任外資「染指」國內企業,更與「大有為」政府的概念背道而馳。而更嚴重的是,包括通貨膨脹,以及衡量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都顯示經濟結構的失衡。

然而,在國際資金的推波助瀾下,南韓政府很難有什麼自主性,這或許也是近幾屆總統選舉操作,逐漸朝向反貪、兩韓統一、民族自尊等議題的主要原因。畢竟,政府已然失去「大有為」的施展空間,只不過,原有的舞台並沒有完全消失,戲棚下的觀眾仍不願散去。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2.19

【轉載】企業傳記啟示錄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台灣首富為了自己的企業傳記撰寫過程,所引發作者與傳主之間的糾紛,而上了法院。台灣典型的企業傳記,似乎很難避免以企業領導人作為主角,這與國外的最近十年,逐漸興起以企業組織為主軸,而不是以經營者為中心的傳記寫作,是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的癥結點在於,台灣目前的企業傳記書寫方式,主要是沿襲西方媒體在1980年代,所流行的報導方式。當時,西方企業的組織是以明確分工的型態為主,層級越高則越傾向於腦力活動、決策制訂,層級越往下,則完全是依照上級所設定的作業程序、流程,自主性也越低、越像是被動接受命令的「螺絲釘」。

因此,當時的企業傳記,為了讓報導吸引讀者,不可避免的就會將焦點集中在領導菁英的個人事蹟,以及洞燭機先的領導風格,企業主宛如商業版的「民族救星」。

然而,到了1990年代,當西方的企業開始強調組織扁平化,希望員工不再只是聽命行事,而要有一定的靈活度、專業判斷力時,注重組織戰力、團隊運作,而不強調領導者一個人單打獨鬥的管理需求就出現了。

這些需求促成了西方企管類書籍,開始納入組織運作、決策形成過程,而不再是以領導人為傳記的主角。這類不以「造神運動」為內容的書籍,部分也是受到西方企管學界開始注重「企業個案研究」的影響。

這些個案研究,主要是從組織、團隊的角度來分析企業經營成功的原因。然而,這類研究、書籍對於企業主個人的公關形象並沒有太大助益,為什麼企業還是願意成為學術單位的研究對象,甚至成為企業傳記的主角?

除了企業公關、產品形象的塑造,更關鍵的是,這些研究還可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為企業經營困境提出新的觀點,這也是哈佛商學院等學術單位,能累積大量的企業經營案例,甚至得以販售報告來賺取經費的原因。

然而,台灣的企業傳記、企管研究,卻缺少了這個元素,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企業傳記,幾乎只等同於企業創辦人、管理者的「佳言錄」;學術界也很難對本土的企業經營,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分析。少數受到世界矚目的企業,甚至寧可讓西方學界進行研究,也不願成為本地學界的研究個案。

更甚者,國內學界在近年,竟然只能花錢向西方學術同行取經,學習「個案研究」的書寫、進行方式。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台灣的企業經營、媒體報導、學術研究,與所謂的「世界級」水準,其實還有相當的距離。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1.28

【轉載】教育與個人前途的迷思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敏感的人應該可以注意到,近來關於「科技新貴轉行開小店」、「中階經理人尋找自我」的新聞逐漸多了起來,真正能賺大錢的似乎都是個體戶的小生意,甚至「專業性」不那麼高的工作,甚至網路上也會有「寫程式不如賣雞排」、「博士收入不如修機車」的文章不斷流傳。

這些都不是單一的事件,如果放大來看,這其實是教育與個人前途之間的關連性開始鬆動所致。

以美國為例,教育程度與個人未來收入曾經有密切的關連,它甚至曾經是階級流動的來源之一,但是,這個連結卻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逐漸脫勾。例如,曾經擔任美國聯準會副主席、後來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布林德,就曾經針對1975年之後,收入與學歷之間的關連性進行研究,他就發現,從1975到2000年之間,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之後,美國民眾的收入與學歷之間確實有相關,大學學歷與高中學歷的收入差距,一度開始加大。

但是,2000年到2004年間,大學以上學歷的員工,平均收入卻下滑5%,高中學歷員工的平均收入卻微幅上揚。然而,在統計數字之外的整體趨勢是,繼製造業大幅移轉到開發中國家後,原本被視為「專業人士」的電腦工程師、律師、醫事人員也開始面臨委外的風潮。

1990年代時,判斷工作是否會移轉出去的標準,是「技術門檻」;但是,到了2000年之後,學術界開始認為,工作過程與電話線、網路線接觸越頻繁的職業,越是屬於「工作消失」的高危險群,悲觀的估計甚至認為,美國有將近3分之1的工作,未來都會委外。

這些認知與所謂的「知識經濟」、競爭力,甚至是1980年代受教育的中產階級所熟知的常識是明顯抵觸的。以往所認為,教育、專業是全球化風潮下,個人自保不二法門的觀點,受到現實的嚴厲挑戰。

於是,較敏銳的個人,就開始興起「不如歸去」的喟嘆;而一些學者也意識到,這個趨勢有可能摧毀中產階級,主流社會所賴以運作的基本理念:「自信、教養、品德……」

包括第一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謬爾森,曾經鼓吹精簡式生產的沃麥克等主流學術界的人士,都對這個趨勢憂心不已,薩謬爾森甚至曾發表文章,認為委外、代工的方向,其實是錯的。

不過,書生之見畢竟無法抵擋全球化的滾滾洪流,於是,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從工作中「幡然覺醒」,然後瀟灑在其他領域「尋找自我」的上班族。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2.05

2007-12-20

【立報左右看】委內瑞拉修憲公投

【左看】查維茲不是陳水扁
李亮(文字工作者)

查維茲近來在台灣媒體上曝光不斷,對比於台灣向來對拉美的冷感,堪稱奇觀。然而,吾人透過台灣媒體只見到一個不停罵人同時也不停被罵或被抗議的查維茲,甚至被拿來與陳水扁並論,卻完全見不到這樣一個大老粗怎能屹立不搖,迄今受到委國多數民眾支持?

其實,總統連選連任在委國的修憲公投中根本是次要議題,委國中下層民眾支持他,關鍵是本次公投涉及多項關鍵議案,包括:加速推動土地改革,以安置更多的無地農民工與小農(查維茲上任以來已安置了15萬農民工);為佔全體勞動力40%的所有非正式部門工人提供社會福利保險;在工資不減的前提下,將每週工時從40小時縮短至36小時;向中低階級學生開放教育機會,高等教育免費;推動戰略性產業的社會化以創造就業、降低成本;還有立法增加社區委員會的權力與預算,以將強社區建設,等等。這些政策才是查維茲得到支持的原因。

委內瑞拉正處於當前美洲的社會主義運動最前線,對至今千瘡百孔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不啻為一醒世的刺針;台灣人,該睜大眼睛了!


【右看】查維茲竟是陳水扁
王放(政治評論員)

繼卡斯楚之後的拉美頭號獨夫查維茲,近來先是在美洲峰會辱罵西班牙國王,又在產油國會議上與伊朗共同唱衰美元、呼籲改換歐元,接著又凍結與哥倫比亞的關係;這些消息傳來台灣,實在不能不令人聯想起著名的「扁式語言」。

與陳水扁一樣,查維茲也硬是把社會撕裂,一邊是大地主、金融家、中產菁英,另一邊是他賴以起家的工人、農民、小業主,不斷設定議題挑動社會對立。此外,與陳水扁訴諸中國陰謀論一樣,查維茲也經常拿美帝來使自己合理化,透過對美國嗆聲讓民眾獲得滿足。

比如11月26日,委內瑞拉政府便公布了一份據說是美國駐委大使館發給美國中情局的機密文件,裡頭建議美國在查維茲12月2日修憲公投勝利之後,啟動「手術鉗」計畫,支持以包括軍事政變在內的各種手段,協助委國反對勢力製造國內動盪,並詳述了吸收、利用某些左派團體與大學生的方法。美國甚至已經編列好大筆經費,光是宣傳一項就有800萬美元。

在公投前夕刻意散布此一訊息,挑動民眾反美情緒,查維茲真不愧是拉美的陳水扁!

From:台灣立報20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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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剪貼了一些資訊,大多來自James Petras的文章〈Venezuela’s D-Day - The December 2, 2007 Constituent Referendum〉。幾天後,公投失敗了,查維茲有風度地承認自己的失敗與對手的勝利;那,委內瑞拉接下來的社會主義之路要怎麼走呢?跟我一樣不太有概念的,就接下去看看Petras的〈Venezuelan Referendum: A Post-Mortem and its Aftermat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