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台灣首富為了自己的企業傳記撰寫過程，所引發作者與傳主之間的糾紛，而上了法院。台灣典型的企業傳記，似乎很難避免以企業領導人作為主角，這與國外的最近十年，逐漸興起以企業組織為主軸，而不是以經營者為中心的傳記寫作，是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的癥結點在於，台灣目前的企業傳記書寫方式，主要是沿襲西方媒體在1980年代，所流行的報導方式。當時，西方企業的組織是以明確分工的型態為主，層級越高則越傾向於腦力活動、決策制訂，層級越往下，則完全是依照上級所設定的作業程序、流程，自主性也越低、越像是被動接受命令的「螺絲釘」。
因此，當時的企業傳記，為了讓報導吸引讀者，不可避免的就會將焦點集中在領導菁英的個人事蹟，以及洞燭機先的領導風格，企業主宛如商業版的「民族救星」。
然而，到了1990年代，當西方的企業開始強調組織扁平化，希望員工不再只是聽命行事，而要有一定的靈活度、專業判斷力時，注重組織戰力、團隊運作，而不強調領導者一個人單打獨鬥的管理需求就出現了。
這些需求促成了西方企管類書籍，開始納入組織運作、決策形成過程，而不再是以領導人為傳記的主角。這類不以「造神運動」為內容的書籍，部分也是受到西方企管學界開始注重「企業個案研究」的影響。
這些個案研究，主要是從組織、團隊的角度來分析企業經營成功的原因。然而，這類研究、書籍對於企業主個人的公關形象並沒有太大助益，為什麼企業還是願意成為學術單位的研究對象，甚至成為企業傳記的主角？
除了企業公關、產品形象的塑造，更關鍵的是，這些研究還可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為企業經營困境提出新的觀點，這也是哈佛商學院等學術單位，能累積大量的企業經營案例，甚至得以販售報告來賺取經費的原因。
然而，台灣的企業傳記、企管研究，卻缺少了這個元素，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企業傳記，幾乎只等同於企業創辦人、管理者的「佳言錄」；學術界也很難對本土的企業經營，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分析。少數受到世界矚目的企業，甚至寧可讓西方學界進行研究，也不願成為本地學界的研究個案。
更甚者，國內學界在近年，竟然只能花錢向西方學術同行取經，學習「個案研究」的書寫、進行方式。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台灣的企業經營、媒體報導、學術研究，與所謂的「世界級」水準，其實還有相當的距離。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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