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南韓總統大選落幕，本地媒體關注南韓政情時的起點，是「政治人物的敢作敢為」在南韓經濟「奇蹟」，特別是從1997年金融風暴中迅速恢復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不過，南韓政治人物的影響力，特別是我們以往所理解的大財團／財閥與政府之間形成緊密關連的韓國政經運作模式，從1997年之後就已經開始轉變。
當時，在國際貨幣基金主導的結構調整計畫（SAP）下，韓國政府被迫讓出政治的主導權，最主要的讓步是開放外資入股、購併（包括惡意購併）南韓企業，然後，國內的12大財團開始進行切割。
於是，10年前赫赫有名的大宇、現代、雙龍、金星等財團的聲勢不再，原有的部門，不是由外資入主，就是成為獨立的公司，如金星的顯示器部門與飛利浦合資成為液晶顯示器大廠LG Philips、現代電子從集團中獨立成為專業的記憶體廠；而經過切割後逐漸凋零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例如大宇的電子部門。原有的產業，經過「結構調整後」後，比較完整的大財團，僅剩三星，而原本以財閥為主的經濟、產業結構，也逐漸朝向中大型企業林立的運作模式。
根據統計，僅僅是1998年，外資進入南韓的規模，就相當於1962到1997年總計的1╱3；當時外資持股過半的南韓大企業共計149家，總獲利相當於南韓全國產業的1╱5。
南韓政府就以他們對外資開放的程度，而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模範生」，這也是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組織，近年不斷的鼓吹以購買力平價（PPP）GDP數據，來強調南韓經濟實力大好的背景之一。
透過開放外資、韓圜貶值來促進出口，以及積欠外債的作法，固然讓帳面的經濟數據在短時間恢復正常，卻不符合經濟學「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而放任外資「染指」國內企業，更與「大有為」政府的概念背道而馳。而更嚴重的是，包括通貨膨脹，以及衡量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都顯示經濟結構的失衡。
然而，在國際資金的推波助瀾下，南韓政府很難有什麼自主性，這或許也是近幾屆總統選舉操作，逐漸朝向反貪、兩韓統一、民族自尊等議題的主要原因。畢竟，政府已然失去「大有為」的施展空間，只不過，原有的舞台並沒有完全消失，戲棚下的觀眾仍不願散去。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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