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常的事

大約七歲。
父親開始帶我騎馬巡視森林。
一個山隘。
天晚了。
有霧。
連父親也看不見
最窄的山道
顯然是父親用衣袖推開了一株野薔薇的嫩枝
嫩枝一彈刺著了我的臉
我拔出了刺，幾乎大叫起來
頃刻之間，霧散了，臉也不痛了
霧散了，腳下比天空還亮
那是電燈
那是納卡希耶公爵的鉚釘廠
看過了電燈光之後，我對大自然就完全失掉了興趣
那是沒有改進過的東西

馬雅可夫斯基
《我自己──不平常的事》

【新國際】為什麼關心楊超甯？──從反對教育商品化運動反思楊超甯事件

◎作者：李亮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憲法第159條

高等教育應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12款3項

繼前一波的反高學費、反對教育商品化運動之後，日前由於東華大學楊超甯自殺事件所引發的東華學生靜坐行動，又再次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台灣高等教育及學生權利狀況的關注。

【保障居住權，才能實現受教權】

楊超甯事件所引發的東華學生靜坐行動，提出了六點訴求：一、學校正視學生意見，傾聽學生聲音。二、建立有效完善的危機處理協助機制。三、針對學生租屋糾紛，校內應聘任專業法律諮詢人員。四、校方應設立專門「學生住宿服務組」的機制。五、要求學生會暢通申訴機制。六、將聲明書遞給校方代表及學生事務處。

這六點訴求主要針對本次事件的近因即租屋糾紛問題，表面上與前一波的反高、反對教育商品化運動的重點有所不同。本次乃是居住權問題，而反教育商品化運動爭的是受教權。但只要我們稍微思考一下，便可知道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從純經濟的角度考量，台灣的大專學生若無法住進學校宿舍的話，在校外租屋的費用往往成為學雜費之外的最大負擔。暫且撇開地區性的差異不談，若以一個月4000元的房租計算，六個月便要24000，接近國立大學一學期的學雜費，若是在台北地區就讀，則花費更鉅，一個月動輒要五六千以上，甚至可能超過學雜費成為最大的開銷。由此觀之，住宿問題能否妥善解決，早已是憲法所保障之受教權能否實現的關鍵。

其次，以高等教育的內涵而言，宿舍問題更是教育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之所以為高等教育，不在於它的學歷位階或知識難度，而在於它的宗旨與追求較為高遠、宏大，希望學生能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相對的，社會所給予的資源和期待也較大。然而，目前的住宿情況卻使得此一理想難以實現。眾所週知，學生除了上課、外出休閒之外，有極大比例的時間會待在宿舍，宿舍的環境以及連帶形成的生活模式，對於學生的環境教育效果不可謂不大。但是，大部分校外住宿環境普遍不佳；居住空間狹小，採光、通風不良，環境擁擠髒亂，安全設施貧乏，有許多根本就是結構堪慮的違建，更別提缺乏公共空間，缺乏綠地自然環境等等問題了。在這樣的環境一天要待上超過12個小時，對於學生的身心健康不啻是一種慢性的損傷，而社會藉由高等教育企圖培養的審美觀、環保意識、人我關係、公民意識等等重要的公共價值，也難以實現。

由此可知，居住權的保障實在是受教權實現的前提。然而，台灣目前的情況卻令人不敢樂觀。依據教育部公佈的資料，台灣目前大專院校的宿舍供床率平均僅在三成左右，而佔全部學生70%之多的私立院校，供床率更只有一到兩成！扣除少數能夠住在自己或親友家中的人之外，約六成的台灣大學生都必須在校外住宿。

【毛病出在商品邏輯】

當然，對比於一些學校宿舍年久失修、管教失當等問題，校外住宿並不一定就比較糟糕。但是，關鍵在於，校外的租屋是依商品邏輯來進行的，而學校宿舍則不是。這就劃開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對於學校宿舍的收費，政府有一定的法律規定，普遍比校外低得多，面對漲價或修繕的問題，儘管要面對各校日益商品化與官僚化的問題，但學生畢竟仍有較多體制內的救濟管道與抗爭空間。而校外租屋不僅房租任由市場波動，在一切以錢而論的社會條件下，不論是契約議價過程、房租收取、各種雜項開支、修繕、管理等種種問題，有資本有經驗的房東所能擁有的權力與學生相比都是非常不對稱的，就算最後要打官司，房東都比你有錢有辦法。在校外租屋，要能有較好的居住品質的唯一方法，撇開純粹碰運氣的因素之外，就是要很有錢。但是，今天有多少大學生有此條件呢？

是以，從台灣房地產飆漲的80年代以來，相關的爭議從未停歇。1989年淡江大學附近房東聯合調漲房租，學生發起抗租運動；90年代，文化、中央亦有類似爭議。各校普遍於90年代成立了協助學生租屋的單位，便是為了回應層出不窮的爭議。

【校園不是特區，商品化席捲全社會】

但是，光只是成立協助單位是不夠的，因為真正的問題，即商品邏輯的問題並未解決。由於台灣經濟發展需要大量高級的廉價勞動力，台灣高等教育自80年代開始急速膨脹，學校數與學生數皆大增。但是，在此膨脹的過程中，教育經費並沒有相應增加，而且大多投注於國立大學，是以70%的私立院校僅分得30%的教育經費，遂轉向加收學生、提高學費。此外，教育部對於興建宿舍的補助更低，遠遠追不上台灣在80年代之後因泡沫經濟所吹起的土地投機風潮，使得學校宿舍的數量一直難以提昇。

在這個過程中，學校的經營方針也發生了變化，越來越朝教育商品化的方向走，學校宿舍這個被視為非核心的項目便被犧牲。各校為求營運獲利，在投資時首重教室，其次是師資，在其次是圖書儀器，若還有大量盈餘時才考慮興建宿舍。此一趨勢近年來也逐漸波及到資源較豐的國立學校，紛紛調漲學雜費與各項收費。

【台灣居住權向來不及格】

結果，大量暴增的學生被投到校外租屋的商品市場上，任其在土地資本投機的夾縫中求得一塊安身之所。而偏偏台灣的土地投機又是台灣資本主義發展中，政府刻意放任的一塊惡土。早期政府為了穩定統治，以三民主義的節制私人資本、平均地權精神，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台灣的土地買賣。但後來隨著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統治者為了養成一批在政治上順服的地方派系，則轉而開放地方資本對土地與營建工程的經營，使得全台各地的地方工程與土地買賣多為地方派系所把持。近年來則更進一步引進大資本，促進兼併與壟斷。

此一惡質的商品化發展使台灣在居住權方面的人權紀錄遠低於國際水平。比如，台灣絕少有由政府興建、提供中低收入者居住的公共住宅，但與我們國情相近的新加坡卻有大量的公屋，就連受到殖民統治的香港也興建了大量公屋。影響所及，台灣人必須窮畢生之力才能買一棟房子，造就了許多屋奴、債奴，大大限制了社會文化其他方面的自由發展。而地方派系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甚深，則使得台灣的房屋建築，從設計、施工到販售、租賃等皆充滿了品質低落的瑕疵，比如921大地震中倒塌的許多集合式住宅，就是此種政經生態下偷工減料的惡果！

【大學生並不弱勢】

1997年東海大學女學生在校外租屋處遭歹徒闖入性侵未遂，引發學生大規模遊行向警方施壓；2000年文化大學校外租屋失火燒死學生，學生群情激憤在校內發起抗爭；2001花蓮精鍾商專學生因為學雜費、宿舍等問題集體罷課，向教育部陳情；2001東海大學裁減宿舍床位、調高住宿費，大批學生至校長室前抗議……這些發生在不算很久以前的事件，與東華此次事件的本質一樣，都是居住權受到侵害從而影響到受教權的實現。

對於這些事件，如果單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實在並不值得特別關注。畢竟，從整個社會來看，大學生並不是最弱勢的一群，儘管學生由於大多獨自外出求學而較難集資租屋，但是，在租屋糾紛、人身安全等等問題上，大學生的處境未必會比女工、外勞、貧民來得嚴峻；每天有多少類似的事件在發生，卻只在幾分鐘的報導過後就被人遺忘？根據教育部的資料，東華大學的總學生數是5761，宿舍床位有2671床，供床率是48%，但仍不免發生楊超甯這樣的悲劇，那麼我們不難想見，其他人在更加嚴苛的居住條件下，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了。

如前所述，社會之所以關注大學生、給予大學生較多的資源，是因為社會對於大學生有較高的期待。因此，在這個脈絡下，如果東華事件所引起的爭議與反思只侷限在大學生自身租屋權益的問題上，那麼在短暫的同情之後，恐怕並無法引起社會更多的認同與支持。

【楊超甯的意義】

長遠來說，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楊超甯的事件之所以有其意義，是因為它又再次碰觸到了我們的基本人權問題。如前所述，在台灣的條件下，居住權與受教權密不可分，保障居住權才能實現受教權。要記住，這兩者都是我們的基本人權，是不分種族、年齡、性別、宗教或階級，所有人皆具備的基本人權。更根本的是要記住，此一基本人權正受到全球化下的商品化惡浪所威脅。當我們紀念楊超甯，為了學生的權利而努力的時候，我們應該自覺地主張此一基本人權，並且指出，在大學校園之外還有更多人的基本人權正受到侵害，在大學校園之外，還有無數個已經過去的、潛藏的或正在出現的楊超甯，需要我們去關心，當然也有很多個吳老奸，需要我們團結去對抗。

畢竟，作為受教權前提的居住權，是不可能在大學的小天地裡實現的。這也正是居住權議題對於大學生社群最大的意義。大學經常會給人象牙塔的感覺，因為許多大學生或學校本身都與當地社區格格不入、鮮少互動，彷如特區一般，然而，如前所述，要談居住問題，就不可能脫離校外其他人民所共同面對的台灣政治經濟結構，就不可能不跨出校園，關心這個社會。東華學生的居住權問題，理當成為一個反省、介入社會的起點。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能朝這個方向思考，並且發展出後續的改革行動方案，或許才是楊超甯所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遺言吧。



◎原載於：《新國際》雙周報，2007.02.16

【新國際】觀看楊超甯的方法

◎作者：李亮

一個過程的開端，只有到了過程的終結之處才會自我揭示出來，並且終於開始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肉身已死，形象正新】

現實中的楊超甯死了。但隨著她肉身的死亡，她的形象卻獲得了新生命。但如果說她的形象原本只屬於自己、屬於親友，因此與活著的人有較為密切的連帶，那麼，現在她的形象則屬於他者、屬於無名的閱聽大眾，成為一個誘人的空洞形式，讓人們可以藉以衍生出自己的內容。。

楊超甯的部落格在她死後湧進了大量留言與點閱者，遠超過其生前所得到的，而且不只是在數量上超過生前，就連內容的深度也超過甚多。許多留言可謂真情流露。一些人感慨沒能多陪伴她，一些人抒發了自己相似或相關的心情故事，更多的人則表示理解與支持她力抗惡房東的義行。接著，比留言更多的是相片的點閱次數，她的美貌與歡笑引來眾多的關注與同情，同時也大大加強了自殺事件的誘人的神秘感：為什麼這麼美麗活躍的女學生要自殺呢？

【留言：（不）道德的告解？】

稍後我們再來談此一誘人的神秘疑問。這裡，首先引起我們納悶的，不是眾人發言的內容，而是眾人發言的形式。在一個死者的部落格上留言，毋寧是極其吊詭的舉動。眾所皆知，個人部落格上的留言主要是寫給板主看的，希望與其互動；問題是這個板主已經死了，而且吊詭的地方就在於，恰恰是因為這個板主已經死了，所以才會湧進這麼多留言。換句話說，這些留言自始就不真的是要給板主看的，而是一種虛擬的、自我完成的表白。對於這種特殊的表白形式，我們早就習以為常，因為在各種喪葬儀式中就是這樣進行的。因此，就如同所有的喪葬儀式一樣，主要的目的都不在於完成埋葬的技術過程，而是要讓生者安心，要讓作為社會文化事件的死亡，在生者的文化系統裡得到解決。

但是，與一般的喪葬儀式不同，來這裡捻香默禱的大多不是親友故人，而是路人甲乙丙丁，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對楊超甯表示關心與支持。他們都提到了死者生前力抗惡房東的義舉，這顯然是眾人同情的原因（注意，此一著重點與親友的悲傷不同）。但是，楊超甯不是在生前向網友、向校方求助無門嗎？不是說這種無人援助的情況可能導致了她的自殺嗎？怎麼在她死後突然湧現出許多支持者呢？

說穿了，許多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支持者，其實是因為楊超甯的義舉而感到不安，因為她做了眾人皆認為是對的、卻沒有勇氣真的現身去實行的事，楊超甯的形象因此成為一個道德的針刺。由此觀之，這些幾乎全部以第一人稱口吻寫給楊超甯的話，性質上更接近通過神父（楊超甯）向上帝（道德）進行的「告解」，而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悼念。此外，如同一般的告解，這裡的告解也是私密性的，沒有人表露實際身分，持續維持在楊超甯生前的匿名性；也沒有生者之間的互相討論，眾人告解完後會有何種作為，依舊模糊難測。

【活著才更需要理由】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來談那個誘人的神秘疑問：為什麼這麼美麗活躍的女學生要自殺呢？這個問題可能永遠不會有解答，這有點像是一般人都經歷過的低潮經驗：面對自己的低潮，自己往往說不清楚是為什麼，而當我們能夠說清楚是什麼造成低潮的時候，低潮也就大致過去了。而能夠說清楚的那個人，已經走了。如果我們是告解者，那麼楊超甯就是殉道者。

但是，與其停留在告解者的層次，或是由於該死亡事件違背一般的常識規則便轉而尋找各種「疾病式」的理由，我們或許更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人們感到需要一個理由來解釋楊超甯的自殺，因為接受現行的常識規則的人們不理解，這個規則有什麼不對。從一般人的眼光看來，不活下去──自殺是需要理由的，而且需要一個十分重大的理由。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從自殺者的角度來說，事情可能恰好相反；所謂的常識規則，往往不就是既有的這一套不公義、不合理的統治秩序的一部份嗎？對自殺者來說，接受現行的常識規則，選擇在這個令人痛苦的世界活下去才更加需要理由。畢竟，所有的動物之中，只有人會對自己的存在進行思考，然後決定該活下去或結束生命，從這個角度來說，正是因為找到了足夠的理由，人類才能活到現在。對於動物而言，活下去是天經地義的事，對於人類而言，to be or not to be，是一個必須面對的選擇。

自殺者自殺的理由往往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意即，他/她並不清楚為什麼要自殺，但卻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對於這些自殺者，最好不要像慣常的做法那樣把他們視為瘋子，因為，今天的時代情況已經顛倒了。在資本全球化之下，各種社會問題持續惡化，使得台灣的自殺人數逐年攀升，堂堂列入國人第九大死因。在這樣極端的年代，對於任何一個具有健全理智的清醒的人來說，活下去都是需要理由的，不知為何而活則無異於行尸走肉。因此，如果我們願意深刻地體會楊超甯的心境，那麼，與其追究、懷疑楊超甯自殺的理由，不如反過來質問我們自己，我們要為何而活？

從這個角度思考，楊超甯的義舉形象已經暗示了一個開端。正如本文的開頭所言，楊超甯作為一個形象文本，其生命正要開始，而其終點將通向何方，我們尚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觀看楊超甯的我們不沿著反思自我生命意義的方向前進，那麼此一過程將永遠無法開始，成為失去開端的過程，一如我們失去楊超甯一樣，只不過，這將是第二次失去，而且會是永遠的失去。


原載於：《新國際》雙周報，2007.02.16

【轉載】文革期間科學技術還能快速進步的奧秘

作者：老田

老田前不久訪問了一個老工程師，他參加過“兩彈一星”的技術攻關過程，他說中國當時的技術力量，無論是就人員數量還是技術裝備水準而言，都遠遠不如蘇聯和美國，但是中國從原子彈爆炸到突破氫彈技術的障礙，在時間上都反過來比蘇聯和美國短得多。他說取得這樣的“奇跡”不是偶然的，根據自己的體會，文革期間技術能夠進步的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技術民主。他說，由於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麼人敢於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夥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這個老工程師還談到，當時由於人與人關係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於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後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這個老工程師回顧說，不管是什麼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繫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繫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於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於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複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用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專案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專案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裏，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後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麼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老田前不久還訪問了一個南京大學的老師，他在1969年參與主持我國的電子計算機項目。據他所說，當時的專案立項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關係，國家直接按照技術力量優勢所在，甚至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就撥給南京大學1000萬元經費，指定用於電子電腦專案，專案辦公室成立之後，不需要他去找江蘇省委，而是專案立項的同時由國家指定江蘇省委配合研究工作，無條件地承擔專案的協調工作，許多電子部系統的七字頭的工廠，就按照研究進度和要求來進行配合試驗，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相關部門直接受專案小組的領導，結果是“產、學、研”的高度緊密結合。專案經費絕對不容許個人為私人目的動用，許多工廠在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工藝積累基礎上來參與這個項目，已經有的技術和工藝都不再重複投資和花錢。

電腦專案的背景是1963年毛澤東說要繼續大躍進，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後頭搞“爬行主義”，要盡可能地採用已有的先進技術，跟蹤科技發展的先進水準，這個意見在三屆人大上通過。為此，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於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科學技術事業規劃，這個規劃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參照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狀況制定的，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力求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道路上，實現大躍進。

這樣在文革期間政治上初步穩定之後，許多科學技術項目就分解落實到具體的研究機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清華大學也是電腦項目實施的重點單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經產生豐碩的成果，一個清華的教授告訴我說當時的電腦技術水準，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後來由於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這樣我們國家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後面。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矽，現在反而不會了。還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矽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後是在美國去拉出單晶矽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準，優勢在於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並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於，中國不僅落在後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裏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和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這註定只能是產生“爬行主義”後果，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不可能產生在中國。

From:
老田個人網頁(烏有之鄉) 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人民春秋》 2005 年 8 月 15 日 總第 64 期

史上最驚悚紀錄片 (中文字幕)

美國政府以911事件為藉口入侵中東至今
造成了無數人民的死亡
這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行徑
但是
如果連911事件中死亡的美國人都是它自己殺的呢？

影片來源：http://video.google.nl/videoplay?docid=-307415958406462281

戀人絮語

《戀人絮語》，羅蘭˙巴特著，汪耀進等譯，桂冠出版。

中華民國國防部網頁：http://www.mnd.gov.tw/PDA/service/servicelist.aspx?SerID=296&CatgryID=1#2_4

國防部竟然將這本書發送給中華民國國軍的每個連隊；當我在連上的政戰書櫃中發現這本書時，驚訝的好幾秒鐘闔不攏嘴。巴特如果地下有知，對此會說什麼呢？

長官們可能覺得這是講戀愛心理的書，可以紓發役男對情人的思念吧。後來，《奮鬥》月刊上甚至出現一篇談戀人絮語的文章，看起來是想以巴特書中的語調呈現戀人的心情，但整個讀下來有點不知所云。

不知所云是正常的，因為這並不是談戀愛心情的書，而是談戀愛語言的書；不是要說明或描繪戀人的情感，而是要呈現戀人語言的內在肌理；不是要表現戀人如何相愛、相愛時呈現何種狀態，而是要表現戀人的語言如何發展與流動；研究的領域不是愛情哲學，而是語言哲學。

巴特在〈本書怎樣構成〉中早說了：

……要表現的並非戀人本身（同樣的，既不是他之外的任何人，也沒有關於愛情的論述），而只是戀人所說的話。

……從某種情境的排列產生的怪物就可能成為一門「愛情的哲學」；而事實上我們所期冀的卻只是戀人語言的肯定。

如果這本書寫到了一種戀情，那並不是存在於某個主體與主體之間，而是存在於語言本身，一種語言享樂主義。

不過，從巴特的理論來看，長官們的讀法應該也算是一種合法的讀法吧。

只是，這樣的問題就更大了。

印度生死筆記

《印度生死筆記》，山田真美著，長安靜美譯，先覺出版，2006年。

這本書光看書名會以為是談印度宗教、靈修經驗與生死學問題的心靈成長書籍。不過，讀了幾段之後就會發現不完全是那麼回事。作者的本意是以比較文化的視角來書寫印度人如何對待死亡，偏向通俗的文化人類學。而我認為這本書最好的地方是，這本書裡沒有異國情調與不食人間煙火的心靈體悟，卻是以淺明的筆觸記錄了當代印度的嚴酷社會現實的一些片段，從這些現實的情景中，我們不難從中推知印度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以及一場革命的必要性。



【對路倒的死屍習以為常】

→第2章〈第一具屍體〉

1990年2月初，某一個寒冷的傍晚（印度的天氣並非一年到頭都熱得要死，12月底到2月初的新德里其實異常寒冷，夜間最低溫甚至會降到攝氏二、三度）。作者在首都新德里。當時是她初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第三天。作者說：

「這一天，我剛結束一整天的採訪，為了回到位於市中心的某飯店，一邊吐著白色氣息，一邊加快腳步走在夜裡。路上還有同樣剛結束工作而踏上歸途的人們，或是正要上餐廳的一家大小、兜售廉價日用品或玩具的小販、形跡可疑的皮條客、骨瘦如柴的乞丐等，各式各樣的人雜沓徘徊，雖說是夜晚，週遭卻意外的顯得相當熱鬧。

『要不要買大麻？古柯鹼也有喔！』我一邊用手『去！去！』有如趕蒼蠅似的揮開糾纏不清的毒販，一邊加快腳步往飯店走。

就在一鼓作氣往大馬路右轉的時候，不意卻被放在路邊轉角疑似大型垃圾的的東西絆到而整個人倒在那上面。就在這時，過去從未曾聞過的惡臭衝鼻而來。

接著跳進我視線的是髒抹布般的破布團，和裡面依稀可見類似褐色皮膚的東西、搓成繩索般綁成束的頭髮，還有，還有，原本應該有眼球卻空無一物的人臉……

一開始以為是垃圾的東西，無庸置疑是人的屍體，而且並不是覆蓋白布、裝飾了鮮花的美麗『遺體』，而只是基於某種理由倒在路邊，如假包換的『屍體』。

……可能因為死後已有一段時間，或原本就營養不良所以瘦骨嶙峋，屍體出乎意料之外的僵硬。眼球應該是被烏鴉或什麼的給叼走了吧？還好季節是冬天，要是夏天，屍體不就腐敗到不忍卒睹的慘狀嗎？」

作者不經意撞見路倒的死屍，這還只是第一層。更說明問題的是路人的態度：

「……儘管身邊有那麼多的印度人熙來攘往，但大家似乎都不曾在意這具屍體。有人輕輕避開，也有人無所謂的跨過屍體就這樣走過去。甚至還有妙齡的美麗女子拉起優雅紗麗的裙擺，毫不以為意的越過屍體。」

我不認為這可以用印度人對於失去靈魂的肉身的蔑視來解釋。問題恐怕是，在印度，這種場景太過頻繁，人們早就習以為常，麻木了。



【吃人的封建禮教】

→第13章〈不可自殺〉
→另參考：薩拉夫著，《印度社會》，1977年，商務印書館。376-381頁

山田真美指出，印度教認為鰥夫再婚一點問題都沒有，卻絕不允許寡婦再婚，強烈要求女性在丈夫死後仍必須永遠為丈夫固守貞操，而且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種傾向仍十分強烈。「薩蒂」便是此一傾向的極致表現。

印度自古以來就有要求寡婦自殺（自焚）殉葬的惡習，稱為「薩蒂」，而且儘管獨立後便立法禁止，但是「薩蒂」並未從此銷聲匿跡，而且到了1987年，在一個案件中竟依然得到人們的認可。

這個案件是這樣的：1987年，印度北部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一個寡婦以「薩替」方式自殺殉葬，她的親友因為有協助或要求她自殺的嫌疑被捕，最後法庭竟然以「薩蒂為印度之文化」為由，判定其親友無罪！這是由國家機關正式認可此一吃人禮教，而且時間是在1980年代！甚至到了21世紀，2002年，依然有正式案例紀錄了一位以「薩蒂」方法自焚殉葬的事件。

山田真美紀錄下來的這個故事說明了，與台灣目前流行的「殖民有功論」相反，事實上，帝國主義在被殖民國家會與最野蠻的封建主義聯手進行統治。本故事中直到1947年印度獨立才制定「薩蒂禁止法」，便是證據。

另一方面，即便由國家正式制定了這樣的法律，卻依然還是不能禁止這種暴行，說明了當初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印度獨立革命是極不徹底的，留下了大量的封建殘餘毒素未能清除。這也印證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命題，即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之後，舊式的、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不再可能，只有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是出路。

除了山田真美這本書之外，據薩拉夫的《印度社會》的研究，印度封建時代的剝削階級極端蔑視女性，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財產權，幾乎將婦女當作奴隸。比如著名的《摩奴法典》裡規定了婦女對於男子的依附地位，即便在丈夫死後也必須守貞，給予丈夫捶打妻子、剝奪她的裝飾品及把她幽禁的權力，等等。此外，薩拉夫也指出了《印度生死筆記》中提到要求寡婦自焚的「薩蒂」習俗：「《阿闥婆吠陀》第一次提到，自古以來就存在寡婦自焚殉夫的習俗，《摩科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也證實了這種可怕的習俗。」

但是，薩拉夫提到，這些對於婦女的壓迫是有階級區別的；上述的規定與習俗主要適用於奴隸主、封建主等剝削階級的婦女，至於被剝削的農民婦女的社會地位「在某些方面比剝削階級的婦女為好。」比如，農民不會娶數個妻子（因為經濟負擔不起），不會將婦女幽禁在家中，寡婦可以再嫁，等等。此外，農民更沒有自焚殉葬的「薩蒂」與殺嬰的的習俗，這是典型的貴族習俗，僅限於兩個高等種姓──婆羅門和剎帝利。

由此反觀，山田真美的視野依然囿於資產階級式的人道主義，缺乏階級分析觀點。



【理所當然的殘酷】

→第1章〈行腳屍山〉

1996年11月6日，兩架客機在新德里近郊上空對撞，351名乘客的屍體支離破碎地散佈在棉花田裡。山田真美趕到現場，親眼目睹了可怕的「屍山」場景，觸目所及全是支解的屍塊。

面對此一場景，印度人對此的反應卻令作者十分驚訝。週遭看熱鬧的印度男子對於有許多外國媒體前來採訪十分興奮，「在這個貧窮村落發生的事，對眼前的男人而言，感覺就跟婚禮或豐年祭之類的重大慶典沒什麼兩樣。而前來報導意外事件的記者，在他眼裡也與娛樂電影的攝影班差不多。」

接著，

「我留意著不踩到屍體──儘管如此，屍塊早已經被那些來看熱鬧的人們踩得稀巴爛，殘缺破損到跟地表無從分辨──但我還是向男人告訴我的『有更多屍體的那一邊』走去。

那個角落，在警察當局的指揮下，屍體已經陸續的清理。但那卻又是一幅令人不忍卒睹的景象。他們竟然用挖土機接二連三鏟起屍體，並且有如處理垃圾似的，粗暴的將屍體丟落到大卡車的載物台上。」

作者對於這種處理方式感到不解，因為她按「常理」推想，對於死者至少應該用毛毯包裹起來，並妥善地安置。但是經過仔細思考，她開始覺得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應該如何如何的「常理」。

「試想：要這個在1996年都還無法順利使用電力的窮鄉僻壤準備包覆351具屍體的毛毯，是多麼不切實際的要求？別說是包覆屍體的毛毯，村民們恐怕連自己禦寒的毛毯都不敷使用。想當然爾，在意外發生一小時過後才終於抵達現場的警察或消防人員，根本不可能準備毛毯！一言以蔽之，這裡一開始就是什麼都匱乏的。」

令作者驚訝的還有，印度媒體全都大篇幅刊登了怵目驚心的屍體照片，甚至「有週刊將頭被扯斷、腹部腸子幾乎全部露出體外的女童屍體，與可能是女童隨身帶著的洋娃娃並排的照片拿來當作封面」。如此的報導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一般公眾對此卻絲毫不以為意，沒有任何質疑或批評，完全不覺得這是對於罹難者的人權的侵犯，或是這種畫面可能會對兒童、青少年造成什麼不良影響。

「最令我吃驚的是：購買這些雜誌，並一張張翻閱罹難者照片、拿來當話題討論的，既不是變態也不是異類，而全是過著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山田真美在空難發生後聽到一個傳言，說原本有幾個乘客存活下來，但是來看熱鬧的群眾不僅沒有救助他們，反而動手搶奪他們身上的財物，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斷氣。

對於這個傳言，作者遇到的每個印度朋友都承認這是很可能發生的，這種案例在印度早已屢見不鮮。作者舉例說，曾有一架飛機在孟買附近墜毀，空服員羅莎琳雖然傷勢嚴重，但意識很清楚，她便證實了：

「意外發生之後，不知從哪湧來了大批的人潮，看起來雖然貧窮卻不凶惡，感覺就像是很平常的村民。但這些人不僅沒有救我，反而將我身上的首飾或值錢的東西拿得一個都不剩。」

【恆河所暴露出的險惡人世】

→第6章〈屍體漂流的恆河〉

儘管恆河是宗教的聖地，但是恆河很髒，這應該大家都曉得，裡頭不僅有各種民生家庭廢水，也充滿了各種工業廢水。作者的一個印度化學家朋友甚至以恆河的髒來證明他印度教信仰的堅真程度。這個印度化學家說，作為化學家，他死也不要進恆河，但是作為印度教徒，他會毫不猶豫跳進去，並且大口大口地喝下恆河水。

此外，恆河裡也有不少死屍。印度教徒火葬之後會將骨灰灑進恆河，這不算死屍。但是，一些「幼兒、英年早逝（婚前死亡）者，或窮到沒錢買柴薪的窮人屍體，有時候也會不經火化就直接丟到河裡。」

此外，恆河裡自古就有鱷魚出沒。一些在恆河失蹤的朝聖者可能就是被鱷魚吃掉了。

比鱷魚還恐怖的是水中強盜集團。

「常有水中強盜集團看準了朝聖者洗禮的時機點伺機出現。所謂水中強盜集團，正如字面所示，是在水中（這裡指的是恆河中）搶劫的暴行。他們作案手法是將事先鎖定的朝聖者拖到水中活活淹死，然後慢慢搶完他的貴重物品或現金後，再把屍體直接丟進河裡。」

作者的女兒就讀於新德里的美國學校，畢業旅行時到恆河上游的瑞許凱詩（Rishikesh）泛舟，沒想到就連到了恆河的上游泛舟，還是遇到河中接二連三漂來牛、羊的屍體，正當作者的女兒與同伴開玩笑說「這些可能都是同一家人養的」、「搞不好等一下主人就流過來了」的下一秒鐘，就真的有死人屍體流過來了！

諷刺的是，許多外國人對於印度、對於「恆河洗禮」、對於印度的宗教精神抱有無限的幻想，紛紛來到印度追求精神解放，跳進恆河，吸食毒品，漫無目的地流浪，最後客死印度。



【自殺的國際比較】

→第14章〈復活的屍體〉
→第16章〈世界上最容易自殺的男女〉

也許日本的文藝作品太多渲染自殺的描寫，以至於我們常常以為日本是世界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不過，根據作者所言，日本的自殺人數雖然不少，但自殺率並未進入世界前三名。

「自從1998年的總自殺人口突破三萬人大關以來，日本每年就固定會有三萬人以上自殺。根據總務省的統計資料顯示，2002年的自殺人數達32143人，其中男性有23080人，女性有9063人。」若將這個數字換算成自殺率，則日本男性的自殺率（36.5/十萬人）在世界排名第十，日本女性的自殺率（14.1/十萬人）為世界第四。

那麼，哪些國家的自殺率比日本更高呢？作者引述WHO在2002年的資料，男性自殺率的世界排名：

第一名：立陶宛（75.6）
第二名：俄羅斯（70.6）
第三名：白俄羅斯（63.6）
第四名：拉脫維亞（56.6）
第五名：烏克蘭（52.1）

這些國家全都是蘇聯集團國家，而且除了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外，全都集中在波羅的海沿岸。為什麼呢？山田真美提出的解釋我認為有一定道理，她說，人不會僅僅因為貧窮就自殺，比如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各國都很窮，可是自殺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對自古經濟就很落後的國家而言，貧窮就是最普通的狀態。……相對於此，住在立陶宛、俄羅斯、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烏克蘭等國家的人，一定是被迫面對著『不安定的生活』。震驚全世界的『蘇聯解體』、新體制的實施，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變化（非自己所願），迫使人們面對日復一日不知該怎麼過的生活，而看不見未來。人們面對這種不安時所承受的壓力超乎想像之外。」

相對於負擔主要家計的男性而言，女性的自殺世界排名有所不同。

第一名：斯里蘭卡（16.8）
第二名：立陶宛（16.1）
第三名：中國（14.8）
第四名：日本（14.1）
第五名：斯洛維尼亞（13.4）

山田真美對於斯里蘭卡女性為何自殺的解釋也值得參考。她說，根據研究，大多數自殺案例都是少女或年輕女性，最大的主因則是「一妻多夫」或「近親相姦」。

作者指出，「一妻多夫」制廣泛實施於西藏、南印度及其週邊，與非洲地區。在此婚姻制中，複數的男性彼此是兄弟，有時是兩、三人，有時更多。妻子是複數丈夫共有的財產，必須與每個丈夫都維持性關係，生下來的小孩是誰的無所謂，因為只要是兄弟的基因，都算是留下了家族的遺傳基因。生下來的孩子以兄弟間最年長者為父親，其餘皆為叔叔。

據作者所說，一妻多夫制之所以成立的理由，第一就是不需因為結婚而分家，維持家產的完整。第二個好處是可以避免孤兒寡母的產生，因為任何一個丈夫過世都還有其他人可以養活妻兒。第三個優點是可以控制生育率，因為一位女性終其一生能生的孩子不過十多個。這是窮人之間的婚姻。相較於一夫多妻是富裕的象徵，一妻多夫則是貧窮的象徵。

不過，一妻多夫制中身為妻子的女性必須在各方面「公平對待」複數的丈夫，包括在性交的次數上，這對於女性而言極為痛苦。

「跟不喜歡的男性發生性關係就已經難以忍受了，那就更不要說當對象是複數時，等在床上的根本就是地獄！被迫處於那種狀況，相信女性大多會受到極度的嫌惡感或罪惡感折磨，因此就算是導致精神異常，甚至自殺其實一點也都不足為奇。」

值得注意的是，「斯里蘭卡隨著1980年經濟開放政策的實施，自殺率也不斷急速竄升。」

大多數國家男性自殺率都比女性高，但中國卻是例外，女性的自殺率比男性高，尤其是農村的年輕婦女，自殺率是都市女性的五倍。

作者說，導致農村年輕婦女自殺的主因是「家庭問題」，其中又以「夫妻問題」為最。因為中國農村的男性每年有一億人到都市裡作民工，年輕的太太必須負擔全部家務，生活在封閉的農村，照顧公婆孩子，生活壓力極大。許多外出工作的丈夫有了婚外情，也是導火線之一，此外還有「男尊女卑」思想的作用。

馬克思論對華貿易

卡˙馬克思，《對華貿易》，1859。馬恩選，第一卷，755-759頁。

Ben Fine and Alfredo Saad-Filho，《Marx’s Capital》，fourth edition。

馬克思重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面性，在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曾經從歷史進步的高度讚美資本主義。有些人因此就片面地擷取出讚美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或是引為同道（比如許多現代化論者），或是加以批判，指責馬克思沒有注意到較原始的生產方式內部的生命力甚至是進步性（比如當初俄國的民粹派和當代的許多新馬克思主義者）。

這是對馬克思的誤解。馬克思很清楚，與一般理解的相反，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的高效率，並不必然能夠在市場上擊敗較落後的生產方式，因為後者能夠以各種前（非）資本主義的方式「將生產成本外部化」，使得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力。關鍵在於和生產力相聯繫的生產關係的具體情況。

「每當亞洲各國的什麼地方對輸入商品的實際需求與虛擬需求──虛擬需求大多是根據新市場的大小，那裡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口岸外貨銷售情況等表面資料推算出來的──不相符時，急於擴大貿易地域的商人們就極易於把自己的失望歸咎於野蠻政府所設置的人為障礙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強力清除這些障礙。……這樣一來，假想中對外貿易從中國當局方面裕到的人為障礙，事實上便構成商界人士眼中能為對天朝帝國施加的一切暴行進行辯護的絕好藉口。」

近代英國為了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利益，自鴉片戰爭起便不斷以武力侵略中國，要求開放通商口岸、撤除各種人為的貿易障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建立自由貿易體制。但是，自1984年南京條約以來，英國除了鴉片之外的其他工業產品貿易量並未擴大。「在最近九年內，英國的輸出，有五年遠遠低於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10/17。」

當時的英國輿論將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人的節儉與守舊，要求一件衣服要能耐住三年的磨損。但是，

「沒有需要以及對傳統服飾的偏愛，這些是文明商業在一切新市場上都要遇到的障礙。至於斜紋布的厚度和強度，難道英國和美國的製造商不能使他們的產品適合中國人的特殊需要嗎？這裡我們就接觸到問題的癥結了。

1844年，米切爾先生曾將各種質地的土布樣品寄到英國去，並且注明其價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訴他，按照他所開列的價格，他們在曼徹斯特不能生產那種布匹，更不能把它運往中國。為什麼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制度生產出的產品，售價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布機上用手工織出的布更低廉呢？

我們上面已經指出過的那種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破解了這個謎。我們再來引述米切爾先生的話吧：『……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農家生產出來的，生產者所用的成本簡直只有原料的價值，或者毋寧說只有他交換原料所用的自家生產的糖的價值。我們的製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這種做法的令人讚嘆的節儉性，以及它與農民其他活路的可謂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會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論，他們是沒有任何希望與之競爭的。』」

因此，馬克思再次強調了他在《中國和英國的條約》中所闡明的道理。他說：

「我們認為，除我們已經證明與西方工業品銷售成反比的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

但是，如果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與之競爭，又怎麼解釋資本主義對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破壞作用呢？怎麼解釋資本主義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呢？比如英國貨在印度確實取得了優勢。對此，馬克思比較了英國在中國和印度的不同地位與作用，指出：

「正是這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過去長期阻擋了而且現時仍然妨礙著英國商品輸往東印度。但在東印度，那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是以一種特殊的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而英國人憑著自己作為當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夠破壞這種土地所有制，從而強使一部份印度自給自足的村社變成純粹的農場，生產鴉片、棉花、靛青、大麻之類的原料來和英國貨交換。在中國，英國人還沒有能夠行使這種權力，將來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

換句話說，是社會生產關係的改變，才使得資本主義工業產品的銷路得以擴大，而不是單純的生產力。

正如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Ben Fine所說：

「…capital does not necessarily destroy household production because of its superior efficiency. Indeed, household production persists even today, for example, in sweatshops. Rather, independent production is destroyed (or, more generally, subordinated to capitalist production) by the soci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 English peasantry, for example, was destroyed by forcible eviction from the land and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inputs and outputs, rather than by competition from capitalist farms.」（Ben Fine and Alfredo Saad-Filho，Marx’s Capital（4th）：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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