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中譯本出現在網路上了！可以自由下載！
《沈默的大多數——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生活》
【美】莉蓮•B•露賓 著，汪澤青 張衛紅 譯
齊振海 審校，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1版
這是一本頗讓我感動且獲益不淺的書，描述的雖是美國工人家庭，但同樣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看待自己的生活。雖然很遺憾，書中有許多句段譯得很草率，甚至文句不通，這很可能要歸咎於排印後沒有認真校對。作為開業的婚姻和家庭治療專家，同時又是激進政治的參與者，莉蓮•B•露賓走訪並精心研究了50個美國白種工人階級家庭，探討“他們生活中緊張的根源”，亦即“美國社會中深刻的思想意識與社會矛盾”。這些家庭位於三藩市海灣周圍12個不同的社區，離城市的距離半徑為50英里。她也採訪了一些職業中產階級家庭，作為對照。她體切地留意到這些工人夫婦所描述的早年與現今生活、工作方面的種種細節，敏銳地分析各種經驗和心理作用方面的因果關係，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階級色彩。
從網路上能夠搜索到的相關資料和評論真是太少了。這也難怪，因為此書印數才一千本。唯一找到的評論是宋君華《一幅無聲的畫》，批評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本的結盟將弱勢群體的聲音排擠於媒體之外，美國明顯的、“在某種程度上已形成了社會矛盾”的收入差距。他站在“人權——具體的人”的立場上，讚美露賓博士“憑藉著社會良知把目光投向了被遺忘的弱勢群體”。
這樣的評論顯然是不夠的。本書除了提供“一幅全面、忠實地展示了當今——應該是70年代——美國工人階級生活的肖像畫卷”（宋君華），作者還致力於剖析社會存在、階級結構、意識形態如何形塑工人階級的意識、心理和行為。莉蓮•B•露賓本人“出生在一個白種的工人階級家庭裏”：“我經歷了由於貧窮而感到沒有安全感的種種痛苦，以及發現我的老師把我寡居的移民母親視為無知的人、把我視為未開化的孩子的痛苦。我很小就認識到我為我母親的外國口音感到羞愧，認識到人們貶低我的家庭，輕視我家庭的文化。”後來，她進入職業中產階級，並捲入複雜的激進政治問題之中，不斷思考階級問題，組織工人階級團體，包括黑人與白人團體。“憑藉著社會良知把目光投向被遺忘的弱勢群體”可能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所能具備的最高覺悟吧，但在此書中，可以肯定作者是超越這一點的。比如，她不會說工人階級是“弱勢群體”，相反，她常常使用“鬥爭”這個詞，她非常珍視工人階級的力量和自信：“……如果在工人階級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生活特性，那就是有能力參與鬥爭並從中獲得新生，在生活存在著和經常提出如此多的困難和問題的世界裏，這是一種具有相當價值的特質。一個26歲的家庭主婦、兩個孩子的母親帶著某種嚴酷的滿意，總結道：
‘我想為了活著，你不得不有很大的忍受能力。而我就具有忍受和生存的能力。’”
作者在不同的地方談到美國式個人主義倫理，指出它怎樣扭曲受害者、生存鬥爭的失敗者的心理。這種與“美國夢”相伴的個人奮鬥的倫理要求個人為自己的處境負責，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宣稱社會已經是公平的了，已給予所有的人得以成功的平等的機會；階級，包括工人階級，以及階級差別是不存在的。它教導美國人相信“他們遵從的遊戲規則就是，任何人如果不折不撓地嘗試，十分勤奮地工作，都可以大有作為。……作為回報，‘幸運’者就會獲得一系列物質報償，汽車、填滿貴重器具的住房，也許還有露宿度假、卡車或小船。”在工人們更為貧窮的、需要忍受週期性失業痛苦的父母那一輩代，一部分人竭盡全力維持他們易受侵害的“安居生活”，成為“體面的窮人”，而即使這樣的生活仍然左支右絀；另外一半人則常常以酗酒、暴力、離婚、自暴自棄等方式來逃避。在這種倫理說教下，貧窮、無法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僅意味著“艱難生活”，而且傷害他們的自尊和自信，是“這個社會對工人階級的懲罰”。他們的形象因此在他人眼中烙著恥辱的印記，在兒女眼裏他們的威信也因此受損，這使他們意志消沉，“不愛說話和反應不靈敏”，而他們的“回答是更緊緊地堅持老的和熟悉的方式，更大聲地呼喊他們的價值。”
同樣的羞辱壓抑著子女們：“他們知道老師蔑視他們的家庭背景，蔑視他們家庭教育的價值，他們知道在電視中表現的英雄沒有工廠工人、卡車司機和建築工人，他們知道他們的父母不在美國‘算數的人’之內，而且可能是最受蹂躪的，他們知道他們的父母也知道這些事。為什麼他們勸他們的孩子比他們做得更好和更有錢？為什麼他們內心帶有這麼多不分場合隨時爆發的憤怒？這憤怒在家中是無理地打罵，這憤怒是從外面的世界轉移來的，因為在外面爆發潛在著危險。”
除了出於威信，還出於避免貧窮所導致的墮落，工人階級家庭傾向於嚴格訓導自己的子女，並希望學校也是如此。因此男孩很早就在情緒上學會了控制自己。職業中產階級則鼓勵子女的主動性，革新精神，創造性和自發性。這正是他們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而在工人階級的工作中，這些品質卻會被上級認為是妨礙。
在這樣的家庭裏出生的子女很少有“再是一個孩子多好”的幻想，和那些出生於職業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相反，他們的集體習慣是掩飾“童年時代的痛苦和憤怒的根源”，雖然文化心理環境是鼓勵這種暴露的。這種掩飾，除了因為它是痛苦和憤怒的，同時也出於對父母的理解：他們要艱苦謀生，把子女拖扯大，沒有更多時間照顧和陪伴子女——當然，這也是真實的。童年的記憶總是充滿著匱缺，家中擁擠，家庭成員陷入“麻煩”，勞碌的父母，甚至酗酒和家庭暴力。快樂的童年是沒有的，童年中快樂的事則很少很少。
階級和種族的社會偏見在員警對年輕人的管制那裏十分明顯：“在任何膚色的工人階級街區”，“小偷、破壞和入室，到大的盜竊、用致死武器攻擊”之類的指控常常指的是“如破門闖入一個空房子、從建築工地偷盜一些小東西、捲入街頭打架鬥毆、或者快樂地駕駛偷來的汽車”，而“在中產階級街區，這些行為只是孩子的惡作劇”。黑人年輕人則更經常地受到員警無理的迫害騷擾。
貧窮、缺乏教育和職業指導，以及同樣重要的一點——生活中大多數人的工作同時是忍受——使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很難有關於未來的幻想和計畫。男孩的幻想是做“一個牛仔，一個飛行員，一個明星運動員”，最多是（不可及的）員警，而不是任何一種專業生涯，但為了幫助家庭他們很早就必須工作。女孩則幻想成為“模特或女演員”，並常常以“希望結婚和以後的生活快樂”告終，而這種心態又往往根源於“離開壓抑性的家庭地位”、擺脫父母的權威、獲得自由的渴望（職業中產階級的後代則較晚結婚）。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階級結構就這樣代代相傳。事實上，階級之間的流動是很少的，大多數人只是在本階級的上下間流動。
結婚通常很早。女的平均18歲，男的20歲。因懷孕而結婚的比例占了近一半（工人階級婦女對婚前性行為和避孕較多內疚，中產階級婦女則很少有這種心理，她們通常婚後三年才開始生育）。於是，不論心理上有無準備，這些“剛過青少年時期”、“常常從事不穩定的、低薪的職業”的男人開始擔負起帶回足夠工資的責任，開始為房租和吃飯擔憂。女孩很快懷孕，放棄掙錢的工作（假如有的話），並且立刻發現自己“要在用不充足的收入去管理家庭事務，去每天填飽家人的肚子的任務中抗爭”。沒有人的生活是像雜誌圖片上“美麗的家”那樣。“我們非常窮”，幸運的是，“可以收支平衡地維持生活”。有些人因為失業不得不搬回父母家裏住。這段困難年代加強了大家庭親屬的關係，並從此占去他們的大部分可利用的（交際）時間，一定程度阻礙了同鄰居以外的其他人發展友誼。此外，在露賓採訪過的這些家庭裏，有20%在婚姻早期階段需要短暫地依賴福利救濟金，這被妻子看作是丟臉和氣憤的，對丈夫則是一個打擊。情感、心理都在發生劇變。這是一場風暴，一段“為如此緊密相聯的在經濟上和感情上的穩定而鬥爭的年代”。
當幸運地渡過這場風暴以後，穩固的家庭模式便形成了，當然，並不等於衝突不復存在。丈夫的工作更加穩定——雖然他也許討厭這一生必須承擔的艱苦的工作——收入增多，婚姻漸漸成為“舒服的港灣”，而且“或許是能夠行使他的權威的唯一地方”。他有較多的工餘時間做自己的事，有機會跟別的朋友泡在一起，或者坐在家裏看電視，因為照料孩子和家務都丟給了妻子，不管妻子是否也要工作。妻子即使有機會外出，也常常碰上“他不肯讓我去”。假如妻子滿意丈夫，她們的評價通常是“他是一個工作穩定的工人；他不喝酒；他不打我”，“所以，我真是不能抱怨得太多”，雖然“我太累了”。男性的權威是被公開承認的。這種傳統的家庭結構對我們來說一點不陌生。而在職業中產階級家庭，女性的平等權利、選擇權在思想意識上被認同，現實中的不平等和依附關係則被微妙地隱藏起來。妻子需要在社交、娛樂活動中亮相，需要“通達世故，見過世面；一個使人有趣的同伴必須知道一些關於最新的書籍”，這甚至是大公司雇用一個中、高級經理的必要條件。工人階級的妻子則必須有罕見的天賦才可能發展這些興趣，並且可能因此疏遠她所身處的這個熟悉的世界。
在那個年代，女權運動，以及其他許多社會運動，都還只是職業中產階級的事，極少波及工人階級。今天的大部分工人階級的婦女雖不贊成“女權運動”（的標籤），卻已在實際生活中踏上了追求婦女解放的道路。
露賓所訪談的這些家庭年平均收入1.23萬美元。1974年末，當地“維持一個典型的城市四口之家需要9973美元，只有達到15127美元才能維持中等的生活水平”。總之，在大多數家庭中，收入不可能自由支配。在家庭事務尤其是重要的開支上，“他提政策，她執行”。當出現異議，丈夫握有最後的否決權。不論妻子們對她們的婚姻生活充滿如何矛盾的情感，甚至滿意於自己的婚姻，但是當談及對孩子長大後的設想時，她們都願意女兒能獨立，“不要這樣年輕就結婚”。
在此過程中，“他們幾乎未增加情感的滿足”，溝通卻出現了困難。他要獨自考慮，她呢，要說她的感覺（嘮嘮叨叨）。“當他們試圖談話時，她依靠她僅有的工具，她最熟悉的方式（感情）；她變得更易動感情和富有表情。他求助於他僅有的工具；他變得更有理性，肯定是明智的。她對他叫喊注意她的感情，她的痛苦。他告訴她這種方法是愚蠢的……”。因為從幼兒時期，她的特徵就被設計為“消極被動的、脆弱的、直覺的、口頭的、易動情緒的一類”，他則屬於“積極主動的、粗暴的、理性的、非口頭的和不易動感情的一類”（露賓用南西•喬西羅的經改進的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理論描述驅動性角色發展的道德力量，茲略）。這樣的分離自然不是工人階級家庭所獨有的，但是，中產階級家庭的男女有更多實踐和經驗來“克服老一套”，他們周圍有更多的榜樣。工人階級則找不到解決自己問題的範例，從自己父母親的婚姻生活的記憶中也找不到。而電視只展示虛假的生活，肥皂劇中坦率而親昵的男性不用每天工作8至12小時，他們的職業富有魅力，而且總是邊喝咖啡邊休息邊談論問題。現實中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借鑒諸如此類的方式來學習情感的溝通。
性行為方面的問題和衝突也同樣深刻。露賓認為，這是由於社會化進程鼓勵女性“除了性表達以外所有她個人情感方面的發展”，男性則相反，“所有他個人情緒方面的發展都受到了壓抑，因而只能借助於性體現出來”。的確，性行為革命廣泛發生於美國社會的各階層，更多人嘗試更多樣化的性行為活動，但人們對它的體驗如何呢？儘管“數十年來，小說家、電影製作者和社會學家把工人階級的男性描繪成至多不過是行為粗魯、感受遲鈍的種馬”，只關心自身的急切需要，至多是草率而馬虎的，但統計資料表明：“各種教育水平的男性已變得愈加關心和對女性的性需要更加敏感。”男性在這場性行為革命中是占主導地位的。但是在工人階級女性方面，媒體宣傳並不能使她們信服所謂性自由的說法。“好女孩”、“壞女孩”的問題仍然存在。誠然，女性在成長中“沒有被教育過那種方式”（其實在性方面她們沒有被教育過任何方式），但在此後，女性仍然順從、被動、深感“內疚、拘束、不舒服”的狀況事實上仍被男性下意識地鼓勵著：“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教她的”；“她是個天真的女孩”，等等。而假如妻子不是在丈夫的教導下就成為有主見而積極的性行為參與者時，有些丈夫即感到失掉了“控制權”和“男子漢氣概”，進而導致性無能。
在中產階級方面，雖然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女性並不一定是自由、無約束的。但是這些問題能夠更多地被公開討論，有時則求助於專家和性療法。
大多數藍領工人的工作令人厭倦，“養家的責任”和“好男人的自豪感”並不總能彌補這一點。不穩定的職業將使家庭的經濟陷入困境。而在同一個職業呆久以後所得到的較好的薪水福利、資深的位置則進一步限制了工人可能的選擇。需要傳統技能的、能夠由工人自己較自由地加以控制的職業由於工業化的進程，由於資本的集中、工作的標準化和規範化——這種趨勢已越來越廣泛地從工廠進入辦公室——日益減少。粗暴的管理消失了，但是工人與工作的疏離感卻不斷增強。技能很少被談到，重要的是“訓練”和“責任感”。痛苦、超然、順從和厭煩是從事這類工作的男人的特徵。當缺勤和更換工作以至罷工的頻率上升時，政府、產業管理者和專家才開始關注“工作的人性化”。忍受這種工作，本身就是一場鬥爭。一些人在下班後再做些修車、裝修廚房之類“有趣的”、能發揮技巧和能力的事情，以這類方式來維護自己的人性感，另一些人則陷入筋疲力竭狀態，自暴自棄，使勁地吃、喝、看電視。
迫於經濟壓力，58%的工人階級妻子在外工作，大多是兼職。她們的工資往往比男性低許多。勝任自己工作的滿足感、得到發展的處理複雜事務的能力、“對他人有用”所帶來的作為社會成員的自豪感，以及經濟與人格上獨立性的增強，令很多婦女感覺良好。妻子的收入對許多家庭來說，越來越不可或缺（不像職業中產階級，妻子的收入僅占家庭收入的9%）。不過，在丈夫看來，有時這是個恥辱，有時則威脅到家庭中男性作為中心的角色和權力。這是發生在家庭中的新的鬥爭，充滿著對峙、妥協、不滿，以至破裂，往往需要長時期的調整。但是無論如何，以維持在父權制家庭內部壓迫女性作為對男性在社會和經濟領域裏受壓迫之後的心理補償遭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爭取男女平等，並且共同正視和改變男女同樣無權的狀況，還需要長久的鬥爭歷程。女性仍然擔負著沉悶而沉重的家務。當經濟萎縮的時候，巨大的社會壓力將把她們推回家庭，成為勞動力的蓄水池。
儘管要面對每個月的帳單和其他困難和問題，但是同父輩相比，他們的生活似乎要輕鬆些，失業率沒有那麼高，而工資漲得比物價快，可以經常地購物以肯定自己的富裕和地位——這是他們所身處的文化告訴他們的，這是“做得好”和“過上好生活”的標誌。這些商品包括卡車、野營車、小船。為了支付這些費用而不停加班的結果是：這些東西很少派得上用場，一年僅有兩三次可以使用。盛行於父輩中的酗酒現象少得多了，家庭暴力亦然，有了更多夥伴，更多一點的休閒時間。這樣對比之後，疑惑平息了：“我的親屬生活比我們更糟，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抱怨，所以我們有什麼權利要抱怨呢？”雖然在中產階級看來，那種生活是太困苦了，根本不可忍受。
採訪是在1972年進行的，也就是在戰後黃金時代的末期。從大學教材裏消失的經濟危機，忽然又空降到現實中來，並且，這一次是全球性的。作者所採訪過的那些家庭，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失去加班機會”，因而不能支付購物帳單，沒錢買新東西，“家裏稍新的東西被賣掉或者被收回”。家庭主婦不得不設法進入已緊縮的勞動力市場。3個家庭已離婚。人們不約而同地寄望於“下一代的幸福”。但什麼是幸福呢？憑什麼下一代會比他們過得更好？更高的教育？不錯，大學生的比例在增加。1972年，有大學文憑的人一生的收入是75.8萬美元，比多工作4年的中學畢業生高出60%以上（他們的平均年收入分別是1.6萬美元和1萬美元）。但是工人階級家庭對“上大學”和他們無力支付的學費並無概念。而且，統計資料似乎忘掉了一點：不同學位、不同名氣的大學的畢業生有很大的收入差別……從而模糊了現實的社會結構：爬到頂層不可能，爬到中間階層幾乎不可能。工人階級將很大程度上再生產自己，階級地位繼續決定生活的質量，共同經歷所創造的共同適應性將帶來屬於他們本階級的意識和文化：家庭生活的方式，養育孩子的方式，工作和休閒的定位……
20年後重版此書，莉蓮•B•露賓寫下一篇新的導言：《重訪沈默的大多數：1972至1992年》。在這段歷史時間裏，中等家庭的收入基本平穩，占美國家庭1/5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穩定增長，富人的腰包被雷根和布希盡其所能地塞滿，過去支撐工人階級高薪的製造業和建築業的工作卻逐漸消失。經濟衰退漫無止境，裁員風潮周而復始，“只有決策者及其隨行人員的生活保持相對不變”。通貨膨脹使得建立一個家庭所需的平均費用上升了21%，同時，年輕的工人階級家庭實際收入卻下降了30%。他們很難得到外來的幫助。從組織起來的勞動力數量減少的現象看，工人的階級意識似乎在降低，種族義憤卻升高了，人們把矛頭對準外國人。
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政客們爭相安慰和拉攏“中產階級”，這個概念“被廣義地定義為除了富人與窮人之外的任何人”——露賓駁斥道——“對於政治家們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變得毫無意義”，“事實上，所有對於中產階級的討論都是為了達到混淆階級現實的目的，而不是為了劃清階級界限”。
新的歷史進程不僅日益剝奪藍領工人的工作，到1990年代，更波及專業技術人員和低層次的白領工作者。更多的婦女湧入就業市場，共同承擔家庭負擔已從“偶然”成為現實。1970年代，發生在工人階級家庭的這種現象並不為官員和政治家所注意。今天，當中產階級陷入同樣情形的時候，關於家庭狀態的討論便通過許多渠道引起關注。但是，離男女同工同酬仍有很遠的距離。整個家庭的閒暇和社會活動時間減少了。當兩人工作的家庭數目增加，由於付不起請人照顧小孩的費用，許多夫妻只好輪班工作，這又導致夫妻間的交流降至最少，進而付出婚姻的代價。尋找時間和精力做愛也成了大問題。“離婚的革命”使過去相對穩定的家庭模式搖搖欲墜，出現了單親家庭、混合家庭、重組家庭和“由於離婚而使家庭擴大了的”家庭。女性仍然易受傷害，她們再婚的機會比離婚男士要低得多。天真的美國夢破滅了，“但是也有另一面”，某些覺醒和鬥爭正在開始：“是的，婦女參與要求重組傳統的家庭性別角色鬥爭的人數不斷增加是形成衝突的又一根源。但誰會說這比過去的順從和沮喪更為糟糕呢？”在種族和民族群體之間的衝突迅速蔓延的同時，“有比以前更多的相互間衝突的民族群體的成員和平共處于學校、工廠、商店、公司和鄰區。”
“那麼也許，天真的失落不是一種社會悲劇。這也許只有當天真一去不復返、除去面紗的雙眼能夠公正地審視我們存在的問題並研究現實對策的時候才會體驗到。”
From：烏有之鄉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