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以後，修道院被人們貼上了虛偽、墮落、腐敗的標籤，最好的情況下也是封閉的象牙塔，殊無正面意義。然而，一般人並不熟悉，歷史上的修道院曾經發揮過極為積極、入世的作用，對於中世紀歐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幫助甚大。
修道院可追溯至西元3世紀時期的埃及，由一位沒有宗教信仰的青年安東尼所開創。約286~325年間，他捨棄家產，遠離家園，棲身於山洞中，每日苦思冥想，以自己造成的肉體痛苦來詮釋現實社會中的苦難，從中獲得慰藉。這種隱居方式具有東方宗教傳統的影子。
安東尼所處的3世紀，羅馬帝國正處於全面危機，政治混亂、農業萎縮、社會動盪、道德敗壞。基督教會則自2世紀以來即被富人把持，也與羅馬貴族的驕奢淫逸沆瀣一氣，成為壓迫奴隸與下層民眾的工具。許多基督徒為了反抗基督教會的專制腐敗，躲避羅馬帝國的壓榨，也仿效安東尼過起了隱修生活。這些隱修者中少有基督教的教士，多半都是世俗的基督徒。
初期的隱修者都是獨自一人隱居（英語的修道士monk即來自monos，意為「單獨的人」），以期能solus ad Solum（單獨地通向天堂）。後來為了自保與對抗統治者的迫害，逐漸發展出群居的、有組織的隱修社團。他們克制慾望，力守貧困，堅持依靠自己的勞動維生，有的耕田、有的從事手工業，自成一個獨立避世的經濟體。
儘管380年時基督教會曾作成宗教決議批判這種隱修生活，並規定教士不能成為隱修者，但是惡劣的社會環境卻使得隱修社團不斷發展、擴散。最後，一些基督教神學家也認識到隱修制度的優點，轉而試圖將隱修生活納入基督教會中。
被後人稱為東正教修道院之父的希臘基督教神學家巴西勒，是推動基督教會建立修道院的先行者。他在小亞細亞北部的一塊荒地上組建了一個修道院，並制訂了嚴格的規章，將修士每日的時間劃分為祈禱、勞動、讀經三個部分，而且他非常強調勞動的價值，認為勞動是完善靈魂的方式之一，比苦修更有意義。巴西勒的首倡經過奧古斯丁的推廣，西元523年在本尼迪克手中制訂了作為後世修道院基石的本尼迪克院規，要求自願進入修道院的修士要將財產分給窮人或捐給修道院，而且在祈禱與誦經之外，還要在院長的組織之下集體勞動，開墾荒地、製作手工產品等等。以本尼迪克院規為代表，修道院正式脫離了它原本避世的、無結果的消極性質，轉而變為入世的、積極的、「為基督而戰的兵團」；自我體罰被積極勞動所取代，個人逃離社會被集體宗教紀律所取代。
這種轉變呼應了當時的社會需求。伴隨著羅馬帝國的衰敗，西元4世紀開始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對於歐洲的文明造成空前的衝擊，連年的戰亂使的生產荒廢、城市凋蔽，進入所謂的「黑暗時代」。在當時的情況下，羅馬時代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正是通過修士的勞動才得以保存下來。日耳曼人建國之後便利用修道院幫助他們把民眾重新組織起來進行生產活動，因此許多修道院都是其所在地區農業開墾的最早基點，並發展成為該地區的經濟與文化中心。直到西元10世紀興起的西多修道院改革運動時，每一所西多派修道院的建立，也都伴隨著一次帶領民眾開墾荒地、增加生產的運動（「西多」在古法語中即指「向沼澤進軍」），對當時的經濟生產貢獻卓著。
然而，隨著修道院在民眾世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吃重，來自財富、權力的誘惑與限制也就與日遽增。隨著修道院地產的增加，修士們逐漸脫離勞動，轉為監督農奴勞動和徵收地租。修道院更在封建君主的特許下取得建立市場進行貿易的特權，在德意志直到12世紀末，有十分之九的市場權都由教會和修道院掌握。由於修道院逐漸失去了原先成立的精神與作用，在12世紀之後先是遭到新興的遊方托缽僧運動的削弱，後又有隨著社會經濟變動而出現的路德新教的打擊，修道院興盛的年代於是一去不復返。
整理自《修道院的變遷》，王亞平著，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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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內容是我從《修道院的變遷》一書中整理出來的，本來要用作「宗教社區」專題報導的一部份，不過主編看了很不滿意，全部刪除。
主編不喜歡的原因是與她設想的方向不合。她要的是「可以自在出入紅塵」的那種，她說這些對讀者才有意義，所以，以出家人為主的佛教叢林、基督修道院等都在排除之列。
此一方向與主編事前說法不甚相符，算是小事，畢竟即便是主管，思路也有個發展過程，別嚴重到朝令夕改就行。問題是，這樣客觀上等於把傳統宗教團體全部排除了，因為傳統宗教團體幾乎皆以出家人為高、在家眾為低，以出家人為組織核心，在家眾也較少共居共食的組織。這樣一篩，剩下的都是些尚未制度化、或是提倡生活即修行的新興教派。
唉，早說嘛！害我拼命翻書，整理了這麼一大篇……
這大概就是菜記者依然無法將思維模式轉換過來的代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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