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消費者物價數據

■作者：Andre(苦勞網特約記者)

近來諸多物價上漲，民眾生活難過，但官方卻一再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並未大幅上漲來辯稱物價仍舊基本平穩；直到9月以後CPI年增率一舉突破3％，才逼使官方不得不承認物價「顯著上漲」的現實。撇開明顯的政治考量之外，官方以及一些媒體對於數字的解讀方式實有值得檢討之處。

平均數之外

根據主計處公佈的數據，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從1997年之後便持續走低，整體來說遠低於1997年以前的水平，除2005年之外皆低於2%，2001至2003年間甚至出現倒退，當時還曾經引發「通貨緊縮」的憂慮。至今年8月為止，CPI年增率仍低於2%，依官方所言，確實並未大幅上漲。

曾有些媒體報導抓著這一數字，使用各種個案報導來質疑官方CPI數據失真；不過，問題其實在於：CPI本就是「平均」出來的，所以必然有其限制，要了解物價波動的情況，就不能只看平均數。

如果細看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圖表1）就會發現，先前儘管總指數基本平穩，但一些分類其實早已有較大漲幅。以2001年的數字與2007年10月比較，「食物」、「醫療保健」與「雜項」三類上漲最多，累積漲幅分別為：「食物」類上漲27%（進口原料漲價及季節天災）、「醫療保健」類上漲21%（健保費及進口中藥材調漲）與「雜項」類的11%（健康捐開徵後香菸漲價）。這與平均數的基本平穩是並行不悖的，因為其他的「衣著」、「居住」、「交通通訊」、「教養娛樂」等類皆為平穩或小幅上升，自然就拉低了總平均。



再者，即便是其他基本平穩或小幅上升的類別，也是從更細的項目平均而來。比如「交通通訊」類從2001年至今僅上漲6.5％，似乎不符合油價飆漲的現實；但仔細進一步檢視該類的細項就知道，儘管「油料費」從2001年的基數100大幅攀升至2007年10月的151，但同類的「通訊設備」卻大幅下降，從100腰斬至46，在有漲有跌的情況下，「交通通訊」類平均起來便僅小幅上漲。因此，光看「交通通訊」類的平均數也是不夠的。同時，這裡還有「消費頻率」的作用（工商時報8/7社論），即通訊設備（如手機）一般人並不會頻繁添購，而油料（如95汽油）卻是經常要買的，因此主觀的衝擊感受自然比前者大得多。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定義。以「居住」類的指數來說，近來房價與商業店面租金節節攀升，但是居住類指數卻是基本持平，其原因在於該指數定義限制在一般民生消費的房租、住宅維修、家庭用品、水電燃氣等，其中僅燃氣（瓦斯）與住宅維修材料（如鋁門窗與裝潢材料）上漲較多，房價與商業店面租金不包括在內。

貧富衝擊不一樣

瞭解了物價數據之後，我們又如何判斷物價上漲的嚴重程度呢？漲幅多少、持續多久算嚴重呢？根據中央銀行的一份說明《消費者保護系列——認識通貨膨脹》，這個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共通的明確標準，因為各國經濟結構、歷史背景不盡相同，所以對於衝擊的「容忍程度」也不一樣，要依該國的情況來判斷。然而，在這一波物價上漲過程中，官方與一些學者卻經常違反央行的這一說明，每每拿台灣的數據與各國做比較，以此論證台灣物價上漲並不嚴重，算是「資優班」（〈台灣通膨控制並不差〉），顯然是在故意轉移焦點。再說，即便不與國際比較，而是拿目前的數據與過去台灣的情況作比較，也未必足以評估出目前的物價上漲嚴重性，因為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發展，台灣的情況絕非一成不變，未必可以「以古論今」。

那究竟該怎麼看呢？原則上，如果我們可以把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現象當作物價問題的「供給面」，那麼我們就應該同時考察物價問題的「需求面」，即民眾的購買力、不同物品的消費作用、消費生活模式等等情況，才能對物價問題有較完整的評估。依這種方法進行觀察，就會發現，即便與國際比較台灣的物價漲幅不高，但確實已對中低收入民眾生活造成強烈衝擊。

首先就總體而言，即使物價確實上揚，但只要所得能夠追趕上物價上揚的幅度，民眾的感受便不至於太過痛苦，偏偏近年來面臨的正是「所得追不上物價」的窘境。

根據歷年來的家庭收支調查，薪資皆佔平均家庭收入總額的55％至60％，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圖表2）顯示了1991至2006年間，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平均實質薪資增長率（名目薪資年增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的變動情形。可以看出，台灣民眾的實質薪資增長率逐漸下跌，其中甚至有個別年份呈現以往罕見的負增長。



若把薪資以外的「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與「移轉所得」加進來，觀察以家庭為單位的可支配所得情形（圖表3），就平均數而言，1996至2006年的台灣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增加幅度為10.5％，而同時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則增加8.3％，表示這段一般家庭的收入增加應足以抵銷物價上漲而有餘。但是，如果不要只看總平均而是把同一時期家庭可支配所得由低至高的5等分位組資料攤開來看（圖表3），在那10年間，較高所得的60％家庭其可支配所得的增長超過物價漲幅，而且是所得愈高增長愈多；但較低所得的40％家庭恰恰相反，尤其最低所得組的收入增幅還不到2％，因此8.3％的物價漲幅便成為其不能承受之重，使這些家庭的實質收入呈現倒退。



再從消費構成的角度觀察5等分家庭的消費支出情形（圖表4），可以看到2006年最低與最高所得家庭的可支配所得中，食品費所佔比例分別是24％與12％，房地租與水電費是26％與12％，醫療和保健費是18％與8％，皆差距一倍以上。可是食品與醫療等卻偏偏是近年物價上漲幅度最大的類別。如此一來，佔貧窮家庭最大消費支出的物品偏偏漲最多，而且這類消費（食品、醫療）又是必需品，顯見物價上漲對於貧窮家庭生活的嚴峻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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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從表面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深入探討分析裡面的基本分類指數，再用家庭收支調查來佐證目前物價上漲與收支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您也可以從本文提到的數據資料來源中，進一步探討目前消費與收支問題：

◎消費者物價指數

◎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需從「主計處的總體經濟統計資料庫」中，勾選相關類目查詢。

◎家庭收支調查

◎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時間數列資料）

From：原載於【苦勞網】公民來算帳2007.12.26

【轉載】南韓總統所無法決定的事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南韓總統大選落幕，本地媒體關注南韓政情時的起點，是「政治人物的敢作敢為」在南韓經濟「奇蹟」，特別是從1997年金融風暴中迅速恢復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不過，南韓政治人物的影響力，特別是我們以往所理解的大財團／財閥與政府之間形成緊密關連的韓國政經運作模式，從1997年之後就已經開始轉變。

當時，在國際貨幣基金主導的結構調整計畫（SAP）下，韓國政府被迫讓出政治的主導權，最主要的讓步是開放外資入股、購併（包括惡意購併）南韓企業，然後，國內的12大財團開始進行切割。

於是，10年前赫赫有名的大宇、現代、雙龍、金星等財團的聲勢不再，原有的部門，不是由外資入主，就是成為獨立的公司，如金星的顯示器部門與飛利浦合資成為液晶顯示器大廠LG Philips、現代電子從集團中獨立成為專業的記憶體廠；而經過切割後逐漸凋零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例如大宇的電子部門。原有的產業，經過「結構調整後」後，比較完整的大財團，僅剩三星，而原本以財閥為主的經濟、產業結構，也逐漸朝向中大型企業林立的運作模式。

根據統計，僅僅是1998年，外資進入南韓的規模，就相當於1962到1997年總計的1╱3；當時外資持股過半的南韓大企業共計149家，總獲利相當於南韓全國產業的1╱5。

南韓政府就以他們對外資開放的程度，而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模範生」，這也是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組織，近年不斷的鼓吹以購買力平價（PPP）GDP數據，來強調南韓經濟實力大好的背景之一。

透過開放外資、韓圜貶值來促進出口，以及積欠外債的作法，固然讓帳面的經濟數據在短時間恢復正常，卻不符合經濟學「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而放任外資「染指」國內企業，更與「大有為」政府的概念背道而馳。而更嚴重的是，包括通貨膨脹，以及衡量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都顯示經濟結構的失衡。

然而，在國際資金的推波助瀾下，南韓政府很難有什麼自主性，這或許也是近幾屆總統選舉操作，逐漸朝向反貪、兩韓統一、民族自尊等議題的主要原因。畢竟，政府已然失去「大有為」的施展空間，只不過，原有的舞台並沒有完全消失，戲棚下的觀眾仍不願散去。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2.19

【轉載】企業傳記啟示錄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台灣首富為了自己的企業傳記撰寫過程，所引發作者與傳主之間的糾紛，而上了法院。台灣典型的企業傳記，似乎很難避免以企業領導人作為主角，這與國外的最近十年，逐漸興起以企業組織為主軸，而不是以經營者為中心的傳記寫作，是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的癥結點在於，台灣目前的企業傳記書寫方式，主要是沿襲西方媒體在1980年代，所流行的報導方式。當時，西方企業的組織是以明確分工的型態為主，層級越高則越傾向於腦力活動、決策制訂，層級越往下，則完全是依照上級所設定的作業程序、流程，自主性也越低、越像是被動接受命令的「螺絲釘」。

因此，當時的企業傳記，為了讓報導吸引讀者，不可避免的就會將焦點集中在領導菁英的個人事蹟，以及洞燭機先的領導風格，企業主宛如商業版的「民族救星」。

然而，到了1990年代，當西方的企業開始強調組織扁平化，希望員工不再只是聽命行事，而要有一定的靈活度、專業判斷力時，注重組織戰力、團隊運作，而不強調領導者一個人單打獨鬥的管理需求就出現了。

這些需求促成了西方企管類書籍，開始納入組織運作、決策形成過程，而不再是以領導人為傳記的主角。這類不以「造神運動」為內容的書籍，部分也是受到西方企管學界開始注重「企業個案研究」的影響。

這些個案研究，主要是從組織、團隊的角度來分析企業經營成功的原因。然而，這類研究、書籍對於企業主個人的公關形象並沒有太大助益，為什麼企業還是願意成為學術單位的研究對象，甚至成為企業傳記的主角？

除了企業公關、產品形象的塑造，更關鍵的是，這些研究還可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為企業經營困境提出新的觀點，這也是哈佛商學院等學術單位，能累積大量的企業經營案例，甚至得以販售報告來賺取經費的原因。

然而，台灣的企業傳記、企管研究，卻缺少了這個元素，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企業傳記，幾乎只等同於企業創辦人、管理者的「佳言錄」；學術界也很難對本土的企業經營，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分析。少數受到世界矚目的企業，甚至寧可讓西方學界進行研究，也不願成為本地學界的研究個案。

更甚者，國內學界在近年，竟然只能花錢向西方學術同行取經，學習「個案研究」的書寫、進行方式。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台灣的企業經營、媒體報導、學術研究，與所謂的「世界級」水準，其實還有相當的距離。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1.28

【轉載】教育與個人前途的迷思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敏感的人應該可以注意到，近來關於「科技新貴轉行開小店」、「中階經理人尋找自我」的新聞逐漸多了起來，真正能賺大錢的似乎都是個體戶的小生意，甚至「專業性」不那麼高的工作，甚至網路上也會有「寫程式不如賣雞排」、「博士收入不如修機車」的文章不斷流傳。

這些都不是單一的事件，如果放大來看，這其實是教育與個人前途之間的關連性開始鬆動所致。

以美國為例，教育程度與個人未來收入曾經有密切的關連，它甚至曾經是階級流動的來源之一，但是，這個連結卻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逐漸脫勾。例如，曾經擔任美國聯準會副主席、後來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布林德，就曾經針對1975年之後，收入與學歷之間的關連性進行研究，他就發現，從1975到2000年之間，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之後，美國民眾的收入與學歷之間確實有相關，大學學歷與高中學歷的收入差距，一度開始加大。

但是，2000年到2004年間，大學以上學歷的員工，平均收入卻下滑5％，高中學歷員工的平均收入卻微幅上揚。然而，在統計數字之外的整體趨勢是，繼製造業大幅移轉到開發中國家後，原本被視為「專業人士」的電腦工程師、律師、醫事人員也開始面臨委外的風潮。

1990年代時，判斷工作是否會移轉出去的標準，是「技術門檻」；但是，到了2000年之後，學術界開始認為，工作過程與電話線、網路線接觸越頻繁的職業，越是屬於「工作消失」的高危險群，悲觀的估計甚至認為，美國有將近3分之1的工作，未來都會委外。

這些認知與所謂的「知識經濟」、競爭力，甚至是1980年代受教育的中產階級所熟知的常識是明顯抵觸的。以往所認為，教育、專業是全球化風潮下，個人自保不二法門的觀點，受到現實的嚴厲挑戰。

於是，較敏銳的個人，就開始興起「不如歸去」的喟嘆；而一些學者也意識到，這個趨勢有可能摧毀中產階級，主流社會所賴以運作的基本理念：「自信、教養、品德……」

包括第一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謬爾森，曾經鼓吹精簡式生產的沃麥克等主流學術界的人士，都對這個趨勢憂心不已，薩謬爾森甚至曾發表文章，認為委外、代工的方向，其實是錯的。

不過，書生之見畢竟無法抵擋全球化的滾滾洪流，於是，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從工作中「幡然覺醒」，然後瀟灑在其他領域「尋找自我」的上班族。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2.05

【立報左右看】委內瑞拉修憲公投

【左看】查維茲不是陳水扁
李亮（文字工作者）

查維茲近來在台灣媒體上曝光不斷，對比於台灣向來對拉美的冷感，堪稱奇觀。然而，吾人透過台灣媒體只見到一個不停罵人同時也不停被罵或被抗議的查維茲，甚至被拿來與陳水扁並論，卻完全見不到這樣一個大老粗怎能屹立不搖，迄今受到委國多數民眾支持？

其實，總統連選連任在委國的修憲公投中根本是次要議題，委國中下層民眾支持他，關鍵是本次公投涉及多項關鍵議案，包括：加速推動土地改革，以安置更多的無地農民工與小農（查維茲上任以來已安置了15萬農民工）；為佔全體勞動力40％的所有非正式部門工人提供社會福利保險；在工資不減的前提下，將每週工時從40小時縮短至36小時；向中低階級學生開放教育機會，高等教育免費；推動戰略性產業的社會化以創造就業、降低成本；還有立法增加社區委員會的權力與預算，以將強社區建設，等等。這些政策才是查維茲得到支持的原因。

委內瑞拉正處於當前美洲的社會主義運動最前線，對至今千瘡百孔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不啻為一醒世的刺針；台灣人，該睜大眼睛了！


【右看】查維茲竟是陳水扁
王放（政治評論員）

繼卡斯楚之後的拉美頭號獨夫查維茲，近來先是在美洲峰會辱罵西班牙國王，又在產油國會議上與伊朗共同唱衰美元、呼籲改換歐元，接著又凍結與哥倫比亞的關係；這些消息傳來台灣，實在不能不令人聯想起著名的「扁式語言」。

與陳水扁一樣，查維茲也硬是把社會撕裂，一邊是大地主、金融家、中產菁英，另一邊是他賴以起家的工人、農民、小業主，不斷設定議題挑動社會對立。此外，與陳水扁訴諸中國陰謀論一樣，查維茲也經常拿美帝來使自己合理化，透過對美國嗆聲讓民眾獲得滿足。

比如11月26日，委內瑞拉政府便公布了一份據說是美國駐委大使館發給美國中情局的機密文件，裡頭建議美國在查維茲12月2日修憲公投勝利之後，啟動「手術鉗」計畫，支持以包括軍事政變在內的各種手段，協助委國反對勢力製造國內動盪，並詳述了吸收、利用某些左派團體與大學生的方法。美國甚至已經編列好大筆經費，光是宣傳一項就有800萬美元。

在公投前夕刻意散布此一訊息，挑動民眾反美情緒，查維茲真不愧是拉美的陳水扁！

From：台灣立報20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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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剪貼了一些資訊，大多來自James Petras的文章〈Venezuela’s D-Day - The December 2, 2007 Constituent Referendum〉。幾天後，公投失敗了，查維茲有風度地承認自己的失敗與對手的勝利；那，委內瑞拉接下來的社會主義之路要怎麼走呢？跟我一樣不太有概念的，就接下去看看Petras的〈Venezuelan Referendum: A Post-Mortem and its Aftermath〉吧！

【立報左右看】誰為美國埋單？

【左看】大難臨頭是中國
李亮（文字工作者）

當台灣物價高漲、薪資不漲的同時，一場國際金融大戰已進行多時，主角是美國，武器則是能源與美元。

近來石油的供需其實大致平衡，然而價格卻古怪地一路飆漲，許多人皆推估是人為利用議題炒作使然，卻忽略了同時發生的美元貶值，不僅使得以美元計價的石油水漲船高，更顯示美國正在重施「尼克森式漲價」，利用高油價（以及現在的高糧價）帶動其他商品的漲價，逼使全世界吸收多餘美元。這一方面使美國得以調整其經濟體質，更是在向各國輸出通貨膨脹，收取鑄幣稅。

這場大戰的矛頭除了指向歐盟之外，更多是指向中國。人民幣在美國長期軟硬兼施之下升值至今，不但「貿易平衡」、「產業升級」等預期目標完全失敗，反使大量熱錢湧入炒作人民幣、房市、股市，泡沫經濟越滾越大；美元續貶又將使更多熱錢湧向中國，另一方面，美國也利用人民幣升值議題要求中國逐步開放金融市場，逐漸滲透中國的高端金融市場。

嗚呼！在這個隱然成形的圈套中，一旦中國泡沫破裂，國際資本利用金融危機賤價搜刮國有資產、打垮民族工業的制式戲碼，恐怕就要上演。


【右看】經濟重整，禍福與共
王放（政治評論員）

近來世界經濟真可說是變幻莫測，人人皆感覺一場重大的調整即將到來，卻無人能說得準它的方向、程度與影響。次級房貸當然是最怵目驚心的例子。這場規模空前的危機，目前可能僅消化了20％，水面下陸續顯露的龐大冰山會不會使世界經濟翻船，眾說紛紜；一邊有葛林斯潘說最糟的時期已經過去，另一邊卻有財政部長說更糟的還在後頭，孰是孰非？

但如果回到源頭，當可瞭解現今體系之脆弱，早應進行調整。一邊是美國為了維持世界經濟動能，不惜刺激民眾超出所得借貸消費，解決世界經濟過去隱然成風的通貨緊縮，另一邊則是共產中國為了自己的崛起與內部穩定，長期壓低人民幣匯率，並以剝削民工為基礎，生產大量的廉價商品攻佔各先進國家市場。這種一邊超額借貸、入不敷出，一邊流血輸出、壓抑消費的結構，本就是不可持續的。今天有所調整，不是太早而是太晚。

至於目前這波以美元貶值而揭幕的調整，究竟將導向何方？目前還難以判斷。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經濟環環相扣，各國皆無法置身事外，從而也就有共同對話解決的可能性。

From：台灣立報2007.11.16

【立報左右看】好萊塢編劇大罷工

【左看】看見另一個美國
李亮（文字工作者）

好萊塢的編劇近日為了爭取通過網路、手機、DVD等等科技流通的作品的稿酬，在編劇工會（WGA）的領導下開始罷工。這除了使某些影集停播之外，更衝擊了美國夢的神話；原來，相較於身價億萬的大明星，好萊塢的基層工作者如小編劇、演員、場務等，並未能分潤到多少，以致於在他們中間長期流傳著一個諺語：「在好萊塢，不罷工就得不到任何成果！」

其次，網路、DVD這些科技並沒多新，卻到了2007年的今天才談判破裂引發罷工，可知先前是被壓制了。而這一發作不僅展示了該工會近年組織的實力，更令人依稀見到好萊塢各工會當年的風采。在美國工運高潮的1920、30年代，好萊塢各工會無不是美國左翼的激進基地；50年代麥卡錫掀起的白色恐怖之所以挑好萊塢下手，正是因為大資本家們對此餘悸猶存。而眼下罷工的編劇工會，當時毅然退出當時由政府控制的反共工聯AFL-CIO，硬是挺住其進步的光榮傳統。

對這一段與主流意識型態平行的真實歷史，我們在引進好萊塢產品的同時，是否也能付出相應的關注？


【右看】罷工始終來自於人性
王放（政治評論員）

為了爭取提高每次影片下載利潤中的分成，好萊塢的編劇在與製作人談判破裂之後，宣布展開罷工。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就是來自新科技；網路、手機、電腦等等科技改變了企業的運作方式，也改變了你我的日常生活。然而，雖說科技來自於人性，但奇怪的是，人性卻往往不願意接受新科技。在好萊塢而言，上個世紀從收音機轉換到電視，或是從電影院轉換到家庭錄影帶的時候，無不引起相關從業人員罷工爭議。

事實上，本次爭議的事項，多數在2001年即已在勞資之間提出來討論，也一度談不攏而瀕臨罷工。當時沒有解決的爭議，於今再次爆發，並不令人意外。問題在於，這麼多年過去了，勞資雙方依然不願意正視有線電視、DVD租售、網路以及各種新型態的媒體（比如YouTuBe）所帶來的變化，勞方死抓著智財權不放，資方頑固不肯調整付費利潤結構，雙方固守既得利益的結果，終於導致了今天的雙輸局面。

因此，與其說本次罷工是來自於新科技，還不如說是來自於人性！

From：台灣立報20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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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部分內容來自於信行，他手上有本編劇工會的會刊，印刷之精美、文筆之流暢，都是超專業水準。這一方面來自於他們的行當本身（好萊塢編劇耶！誰能跟我比！），另一方面來自於充裕的人力與經費；據說，該會萬把個會員，竟擁有三百多個會務人員！

那麼，錢從哪裡來呢？除了會費之外，他們還開有編劇班；想進好萊塢混的新人，能不心動嗎？當然，授課之餘，勞教也是一定要的啦！

編劇工會的網站超精美，不妨參觀一下。

【立報左右看】政治、經濟，誰勝出？

【左看】藍綠抬轎，資本勝出
李亮（文字工作者）

選戰開打以來，藍綠雙方似乎在「議題設定」上交火不斷；一邊說民生經濟才是重點，另一邊則說國家尊嚴才更根本、更重要。但細究起來，兩陣營在議題設定上的區別似乎又沒那麼截然二分；一方面是藍營內部針對「九二共識」吵得不可開交，顯見絕非忘情於政治，另一方面，綠營的扁長之間竟針對經濟議題的重要性而互相放話，似也不能擺脫經濟的考慮。然而，陳總統一句「經濟搞好未必選得上」，戳破了雙方執著的假象：政治或經濟都是選舉招術，只有勝選才是真的！此為藍綠共同點之一。

共同點之二，在於雙方皆以政治、經濟之二分為前提，接著才來討論兩者的關係。殊不知，此種二分乃資本統治下之自由市場所造成，因人民失去生產工具，必役於資本才得存活，然而此種關係卻以經濟之名獨立於「政治」之外，成為整個社會的無上律令；強調經濟的藍營自不待言，就連綠營的入聯公投，也從不談它對既有生產秩序的挑戰，反倒強調它對經濟的助益。

雙方皆預設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合理存在，接著才來討論如何「干預」或「振興」。如此選舉，勝出者當然是資本。


【右看】終止操弄，回歸市場
王放（政治評論員）

台灣近年來民眾所得停滯不前，加以國際油價、糧價齊漲帶動國內物價上漲，因此藍營以民生經濟議題作為選戰主軸，可說十分自然。另一方面，執政的綠營因此避開經濟而主打國家認同議題，也可說是意料中事。

何種策略有效？依歐美各國經驗，很弔詭的，儘管經濟議題向來受重視，但選舉結果卻經常與此無關。例如，1997年英國大選，民調顯示多數民眾同意「保守黨政府為英國經濟復甦奠下基礎」，但保守黨依舊被工黨擊敗。英國自1832年以來的歷屆政府更替，只有4次可歸因於經濟。

對於這種現象，可能的解釋是：第一，由於經濟優先的思維，執政者往往在選前釋放利多刺激經濟，但這種人為的不當干預很可能造成更多負面效果，因而不被選民欣賞。第二，為勝選而拼經濟，其實大大低估了選民的智慧；選民難道看不出候選人大談民生經濟或是釋放各種利多，不過是在賄賂、騙票嗎？

說穿了，經濟不是選舉可以操作的，反過來，選戰也不是靠經濟來打的，廣大選民其實就像自由市場，自有看不見的手在背後起作用，任何操弄，不論是政治的或經濟的，盡可休矣！

From：台灣立報2007.11.9

【菜記者日記】我的基督教經驗

採訪宗教社區專題，讓我想起了我的宗教經驗。我是個無神論者，但在我成為無神論者之前，我曾有一些宗教經驗，其中比較有趣的是基督教。

我國中時的國文老師、理化老師、歷史老師剛好都是基督徒，尤其以歷史老師最為「狂熱」。

歷史老師是個頗具風韻的長髮美女，上課時會用她柔美的嗓音很真誠地跟我們說，中東的某個政治領袖（我忘記她是講格達費或霍梅尼）是撒旦的化身，每天要吃人肉喝人血，或是某某牌子的洗髮精不能買，因為那個公司是撒旦教控制的，諸如此類。

神態永遠保持端莊優雅的國文老師跟歷史老師相反，幾乎不講宗教的事，就連我們有時想要打混不上課故意問她，她也不講。相較之下，理化老師就親民多了，活潑、可愛，還會故意講些冷笑話趕瞌睡蟲；她對宗教的態度介於中間，有人問她就聊一些，但總是很快拉回課程內容，說下課有興趣再說。

我就是那個下課跑去找她聊的人，一方面是覺得理化老師挺可愛，一方面也是對宗教產生興趣。

那一陣子，我晚上睡前常躺在床上聽廣播。有個廣播節目，名字忘了，內容大致是心靈小語之類的東西，由女主持人念些關於心靈成長的小文章，回答聽眾來信，放輕音樂等等。主持人是基督徒，因此有時也穿插些聖經故事，或是教會最近正在推行的活動，比如號稱「真愛運動」的拒絕婚前性行為運動。女主人嗓音跟歷史老師一樣柔美，又不像歷史老師那樣會說嚇人的故事，所以在廣播的陪伴下，邊禱告邊進入夢鄉……

就這樣，我去過幾次理化老師的教會，領了一本新約聖經回家，經常禱告，還參加過教會舉辦的夏令營。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其實不算太投入，比起另一個同因理化老師介紹而進入教會的同班同學，我參加的教會聚會其實很少；主要原因是課業壓力，不過也有另一部份原因是因為我跟那個同學是死對頭，他出現在教會，就使我興趣缺缺。

不過我還是自己讀了聖經，尤其是啟示錄；那個超乎想像的奇異世界令我十分著迷，來回看了好幾遍。祈禱更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課，有時一次長達幾十分鐘，完成後整個人好像換新了一樣，神清氣爽。還有兩次，我曾在睡夢中夢見耶穌來對我說話，醒來後當然什麼內容都不記得，但那種喜樂充滿的奇妙感受，卻十分真實而強烈，我往往因此長久地躺著，微笑，直到不得不起床。

儘管有這些「與神溝通」的經驗，我卻沒有成為基督徒，箇中緣由或許並不奇怪：宗教是苦難人生的解藥，反過來說，唯有經歷苦難的人才會真正需求宗教；年少的我顯然無此需求，而諸種神奇經驗多半是少年的善感本能，並非修行得來的成果，也無助於克服人生的磨難。

當時，理化老師從不曾流露出希望我成為基督徒的意思，甚至常反問我這些對我是否真有幫助，我想她是看得明白的。

【立報左右看】中產消逝，台灣不穩？

【左看】是苦主還是幫兇？
李亮（文字工作者）

年前由外國企管顧問炮製的「M型社會論」，把資本主義兩百年來的兩極分化常規當作新出現的變態，大叫狼來了；近日由本地日報製作的「徬徨的中產階級」專題，則畫出一幅大野狼橫行、中產階級四散逃命的景象，並加重恐嚇道：台灣失去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將不復穩定！

然而，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麼碗糕，可以成為台灣「穩定」之所繫？企業經理人算是中產階級吧，但他們平時替資本出謀獻策，站在第一線剝削勞工，甚至對企業污染環境多所掩護，算是「穩定」台灣嗎？公務員、學者也算中產階級，但那些出入廟堂，高唱私有化、去管制化、勞動彈性化、教育自費化的，也算是在「穩定」台灣嗎？再說作家或廣義的藝術工作者好了，許多是迎合拍賣市場買主的口味，或者陷溺在小我的情慾、生活趣味、社會獵奇乃至為藝術而藝術的作法，難道不是遠離群眾、自絕於人？又比流行的庸俗低級趣味好到哪裡去？

醒醒吧，許多貌似文雅、中庸的中產階級，其實是今天台灣困局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兇。沒有這些人的支持或默許，台灣又怎能「穩定」地變成今天的樣子呢？


【右看】拋開幻想，抓住機遇
王放（政治評論員）

近日有日報拿「徬徨的中產階級」大做文章，直言中產階級的出走甚至消失，讓人看得心驚肉跳、心灰意冷，似乎只有移民、外逃才是正辦。值此選戰方酣之際，此論一出必然又要被貼上政治陰謀的標籤，打入冷宮。然而，細究其中內涵，當知涉及台灣發展的幾個關鍵思維，不宜輕忽。

首先，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兩極化趨勢確實無可迴避，過去分配平均的社會已經一去不返。沒有別的出路的情況下，過去經濟發展慣用的思維都需要大幅改弦更張。比如，過去以為福利措施可以厚植民間消費力，但全球化之下，社會福利國體制已不可行，而是需要刺激人民終身學習、提高自身競爭力，方能對應。

再者，中產階級的中庸思維也證明已經過時，這包括社會平等、程序正義、民主自由等等一系列古典的自由主義價值，在全球化下都逐漸遭遇挑戰。此一趨勢在美國有小布希的專權，在日本有新軍國主義的右傾化，在法國也有新右派的崛起，沛然莫之能禦。

若認清此一現實，當知中產階級衰落所造成的動盪乃客觀之必然。至於動盪是駭人的危機還是難得的機遇，端看你是否已有準備。

From：《台灣立報》200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