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座城

■作者：李亮

城市的身世

奧龍格坡（Olongapo），一座臨海有港口的城市。

我素來喜歡有港口的城市，也說不清楚為什麼；或許是因為聽得到海的聲音，或許是因為空氣中多了一點溫潤，又或許是因為港口而來的那麼點漂泊的聯想。但這個港市卻沒有這些令人愉快的東西。在一個颱風天，我從山的那一頭翻越來到這城市。狂風驟雨打得一切乒乓作響，但雨中的一切卻顯得安靜而抑鬱，除風雨之外，你聽不到任何聲音，也沒有什麼溫潤的氣味。

這座城市的身世，正如我初見它時那樣安靜而抑鬱，帶著些不祥的色彩。它的港口：蘇比克灣，在冷戰年代被美軍選作遠東的海軍基地，直到1991年美軍才撤離。

對於美軍基地這回事，你若是一個尋常百姓，你是沒辦法對它說些什麼的，你被迫變得安靜而抑鬱。它的到來完全不經你的同意，統治著你國家的那一小批人，和美國政府積極合作，愛怎麼幹就怎麼幹。當然，也有許多抗議，有許多反抗運動，但在雙方力量對比逆轉的那一天到來之前，你被迫忍受美軍帶來的各種騷擾，嫖妓與犯罪，被迫忍受你的國家竟然把原來的居民全部趕走，以便提供基地讓美軍的轟炸機、戰艦、潛艇把整個太平洋變成美利堅帝國的內海，讓他們到韓國、越南、印尼等等隨便什麼地方，轟炸、屠殺那些和你一樣貧困的亞洲同胞。他們用槍砲、警察、學校與特務迫使你沉默，要求你的小孩也習慣這一切，並學著喜歡它。他們幹這些事幹得那樣樂此不疲，那樣不知羞恥，以致最近你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們把所有反對美利堅帝國的人都稱做「恐怖份子」，你看到大量的美軍重又回到你的國家，繼續殺人。

美軍離開之後，又來了許多商人，取代美軍原本的位置。你看到美國、日本還有台灣的資本家，利用免稅、低薪等優惠，在特區內設了許多工廠，絕大多數都沒有工會，沒有團體協約（CBA），員工權益沒有任何保障。而地方政治生態，則和過去一模一樣：還是那個家族，市長、經濟特區管理局主任、議會全掌握在他們手裡，城內的市場、運輸、土地、百貨等等經濟生態，也是同一個家族的產業，外地的大資本想要打進來都不容易，更別說是長期受控的小老百姓們了。整個城市的政治與經濟，籠罩在外資與統抓本地政治、經濟的大家族手中；民主民主，誰是「民」、誰是「主」，不難分辨。

一個組織者

「這裡約十萬人，因為一些客觀限制以及過去組織的問題，目前這裡的社運組織仍待重新展開。一切都才剛開始而已。」費爾南多說。

費爾南多，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一年前獨自來到這個城市，目前是當地唯一的組織者。

「1980年代，這裡有過一些不太成功的組織，但是因為這裡的組織者只知道個別組織如個別工會的操作策略，沒有全局的戰略，很容易就被資方各個擊破。另外，也有許多組織者是迫於個人的經濟困難，不得不另找工作……總之，每個組織都沒能延續下來。90年代，這裡是個安靜的地方。」他說。

原本排定和他一同前來的兩個人，一個另有職務，一個因為家裡經濟問題被迫離職，於是便只他一個人，負責組織這十萬人的城市。我為他面對的困難感到擔心，他卻只是笑著回答說：「唉，條件困難，沒辦法支持夠多的組織者……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嘛，哪裡的工人還沒組織起來，我們就去哪裡！」

費爾南多外貌清俊，還帶著點學生氣息，很容易讓人搞不清楚他實際的年紀，還以為他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組織者。實際上，他的經驗可豐富了！從大二開始，他便投入了全職的組織工作，先是在學生組織部門，後來擴大到青年工人，學校畢業後，又到鄉下的農民組織待了一年多，後來又調回工運部門，持續工人的組織工作至今。

一開始，他只是個有正義感、愛出鋒頭的青年。學生時代的他，曾經一人身兼三個樂團的主唱，得過全校競賽的冠軍。他同時是籃球校隊隊員，又長得英俊挺拔，頗得異性青睞。那時根本沒想過什麼社運不社運的，「因為中學念的是男校，我們對女生都非常飢渴呢！」他略帶尷尬地笑著說。後來上了大學，因為一次要求學校改善年久失修的飲水系統的事件，代表學生與校方抗爭，才慢慢涉入公共事務，開始參加社會問題的讀書、討論會，並研讀了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才逐漸接觸到各種社會運動。

大學念的是一所教會學校的哲學系，別的不教，專教些聖托瑪斯之類的基督神學，無聊的很。「只有一堂課開馬克思主義，比較有趣。不過那老師之所以教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反馬克思主義。我經常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他嘴角微揚，有些得意地說：「有幾次，他被我搞的下不了台，就很生氣地叫我滾出教室，說這堂不想再看到我，下一堂再說。哈！」說到這裡，他想起當時的情景，忍不住大笑起來，又緊接著補充說：「不過我跟那老師反而這樣成了朋友，在課堂外頭關係還不錯。他也借了我很多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的書。學期末還給我很高的分數呢！」

這樣一個人，後來在學生運動中結識了他現在的太太，目前也是社運組織者。菲律賓社運中通行的原則是：男生可以追女生，同樣，女生也可以追男生。「所以，當時是我太太主動約我的，我算是被她追到手的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他們目前育有一子，已經三歲了。我問他，一個人來到這裡，長期和家庭分離，想必很難熬吧？他回答說：「是啊，我們大概一個月見一次面吧。不過因為我們都是組織者，比較能諒解、適應這種狀況。」

怎麼做？

中午抵達奧龍格坡，他領著我搭吉普尼來到一家雜貨店前。雜貨店旁有一條小道，一道樓梯通向樓頂。我們上了樓頂，發現那裡早已有幾個人，在一個簡陋的鐵棚下，圍著一張桌子談論些什麼。這是一群工會幹部，正在討論下午與資方開會談判的策略，這個簡陋的鐵棚，就是他們草創工會的「辦公室」。風雨不曾稍歇，風向一變，大雨便潑進棚內，只是棚子不大，想避也沒得避。雨打在鐵棚上，聲響自然非常，談話屢屢因為雨聲太大而中斷。風雨中的談話十分艱辛，屢屢中斷、空等、躲雨，像極了組織工作初期的困難。

「一開始真是一片空白。我以前從沒來過這裡呢！」在工會幹部離去之後，費爾南多告訴我。「事前當然作了許多調查，蒐集各種數據、二手資料，不過真正的社會調查，還是要和群眾接觸，從群眾那裡才能了解到真實的情況。」

可是從沒來過這裡，當地又沒有組織，該怎麼開始呢？「要動用所有的社會關係啊！親戚、同學、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反是能沾得上邊的，全部要試著聯絡、接觸。」費爾南多用剛剛蓋過雨聲的音量說道：「工作進展是非常緩慢的。一開始幾個月什麼也做不了，只是盡量找人、拉關係，也還談不上深入的問題，只是自我介紹、閒聊，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想法。三教九流的人都要找。因為這裡很久沒有組織者了，人們不熟悉社運組織者這種東西。所以一開始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讓他們習慣你這樣一個奇怪的人，願意和你聊天。」

「然後就是選一個比較可能的點，推動建立正式的組織。比較可能的首先是在工廠建立工會。因為在都市中，受壓迫最重的就是工人，他們的動能也較高。當然，要建立一個民族民主的社會，不能只靠工人，各種人都要組織起來。工人、老師、學生、教會、貨運司機、服務生、都市貧民、妓女、政客……都應該要去組織、去接觸。不過初期要先集中在一個工會。成功了就能推廣開來。」

「我的中期目標是在幾個組織之間建立起聯盟。可以利用目前的市長家族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設置議題。」

每晚睡在不同工人家裡

這時，雨勢突然轉大，雨打在鐵棚上的聲音蓋過了一切，我甚至擔心起這脆弱的、木頭搭起的簡易鐵棚，能不能撐過這陣雨勢。我從屋頂望出去，街上有幾棵大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行人、車流還是很多，並沒有因為颱風而減少。這麼多的人呢！在這些陌生的人群中游走，進行組織工作，該是怎樣的光景呢？

「要與群眾接觸，多半不可能進工廠去找他們，因為資方會起疑。要想辦法去他們住的社區，最好能到他們家裡，一起吃飯或過夜，這樣可以談得多些，也可以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組織工會成員的家人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要到群眾家裡一起吃飯、過夜，這是很重要的要求。經常在家過夜、太少住工人家的會被組織批評喔！」說到這裡，他從口袋掏出剛剛在路邊攤買的三支香煙，點起一支抽了一口。因為經濟拮据，買不起一整包香煙，他總是這樣兩支三支的零買。

「不只是因為要和他們打成一片，適應他們的生活，而且因為我們經濟上十分困難，社運組織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交通費用，其他的要自己想辦法。」他笑著說：「所以若沒有群眾家可睡，我就只好睡公園啦！我來這裡一年多，就在公園睡過好幾次呢。」

乍聽之下，我還以為他只是在開玩笑。睡公園？有沒有搞錯啊！我知道菲律賓的社運組織條件困難，但也不至於困難到這種程度吧？

「真是這樣的！這也算是一種對組織工作的檢驗吧。不過還好我睡公園的次數只有兩、三次而已，現在我已經有十幾個地方可以輪流睡了。」費爾南多這樣安慰驚訝的我。雖然他說得輕鬆，但是，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搬來搬去，每晚要睡不同的地方，其心理與身體壓力之大，難以想像。他接著補充說：「每晚換地方也是必要的。因為群眾多半很窮，房子簡陋的很，能招待你一兩天就已經不錯了，不能增加他們太多負擔。而且要考慮他們家人的反應，他的家人不一定歡迎你來。另一個要注意的是性別；不可以在單身異性家過夜，這是我們的原則。」

頑強的種子

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風雨不曾稍歇，天色則漸漸暗了下來。當晚，我們住在下午見過面的工會主席家裡。從屋頂上那小小的、簡陋的工會辦公室下來，我們搭上末班的吉普尼，穿過雨夜的街道。菲律賓的工人住房一般都很簡陋，這個工會主席也不例外。他的家是一間小小的兩層樓房，仔細一看，只有一樓是用磚頭水泥建起來的，二樓則是用大小不一、各式各樣的木板，混合竹子搭成的。而且一樓地勢低漥，「以前遇到大颱風，河水暴漲，水會淹到這裡呢！」工會主席用手在胸口筆劃了一下。

就這樣，我們在門前的布棚下吃著簡單的晚餐，討論著今天下午工會與資方談判的過程，費爾南多樣子很輕鬆地與工會主席交換著意見。用過晚餐之後，我們上了二樓，在地板鋪上紙箱後睡下。外頭的風雨仍在繼續，屋子裡也有一處在漏水，用水桶接著，水滴入桶中的聲音，在夜裡分外響亮。費爾南多很快地睡著了，偶而發出些輕微的鼾聲。他顯然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睡法，而我卻久久不能成眠，聽著門外的風雨，回想著他一路走來的經過。

這樣的組織工作的確十分辛苦，而且因為經濟困難，何時會中斷也說不一定。曾經那樣風光、風流倜儻的費爾南多，幾年來進行著毫不浪漫的組織工作，忍受著與家人的分離，在種種困難的條件下，走進了一個又一個工人的住房，在他們狹小的、簡陋的生活空間中，和他們為了未來更好的生活討論著、奮鬥著。這麼幾年來，一個又一個工人接納了他，鼓勵著他，使他相信，只要哪裡有還沒組織起來的群眾，他就能去哪裡，獻上自己的一份心力，即便只是一個人要組織一座城，也毫不遲疑。

是的，每個組織者都必須成為一顆種子，落到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

解讀消費者物價數據

■作者：Andre(苦勞網特約記者)

近來諸多物價上漲，民眾生活難過，但官方卻一再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並未大幅上漲來辯稱物價仍舊基本平穩；直到9月以後CPI年增率一舉突破3％，才逼使官方不得不承認物價「顯著上漲」的現實。撇開明顯的政治考量之外，官方以及一些媒體對於數字的解讀方式實有值得檢討之處。

平均數之外

根據主計處公佈的數據，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從1997年之後便持續走低，整體來說遠低於1997年以前的水平，除2005年之外皆低於2%，2001至2003年間甚至出現倒退，當時還曾經引發「通貨緊縮」的憂慮。至今年8月為止，CPI年增率仍低於2%，依官方所言，確實並未大幅上漲。

曾有些媒體報導抓著這一數字，使用各種個案報導來質疑官方CPI數據失真；不過，問題其實在於：CPI本就是「平均」出來的，所以必然有其限制，要了解物價波動的情況，就不能只看平均數。

如果細看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圖表1）就會發現，先前儘管總指數基本平穩，但一些分類其實早已有較大漲幅。以2001年的數字與2007年10月比較，「食物」、「醫療保健」與「雜項」三類上漲最多，累積漲幅分別為：「食物」類上漲27%（進口原料漲價及季節天災）、「醫療保健」類上漲21%（健保費及進口中藥材調漲）與「雜項」類的11%（健康捐開徵後香菸漲價）。這與平均數的基本平穩是並行不悖的，因為其他的「衣著」、「居住」、「交通通訊」、「教養娛樂」等類皆為平穩或小幅上升，自然就拉低了總平均。



再者，即便是其他基本平穩或小幅上升的類別，也是從更細的項目平均而來。比如「交通通訊」類從2001年至今僅上漲6.5％，似乎不符合油價飆漲的現實；但仔細進一步檢視該類的細項就知道，儘管「油料費」從2001年的基數100大幅攀升至2007年10月的151，但同類的「通訊設備」卻大幅下降，從100腰斬至46，在有漲有跌的情況下，「交通通訊」類平均起來便僅小幅上漲。因此，光看「交通通訊」類的平均數也是不夠的。同時，這裡還有「消費頻率」的作用（工商時報8/7社論），即通訊設備（如手機）一般人並不會頻繁添購，而油料（如95汽油）卻是經常要買的，因此主觀的衝擊感受自然比前者大得多。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定義。以「居住」類的指數來說，近來房價與商業店面租金節節攀升，但是居住類指數卻是基本持平，其原因在於該指數定義限制在一般民生消費的房租、住宅維修、家庭用品、水電燃氣等，其中僅燃氣（瓦斯）與住宅維修材料（如鋁門窗與裝潢材料）上漲較多，房價與商業店面租金不包括在內。

貧富衝擊不一樣

瞭解了物價數據之後，我們又如何判斷物價上漲的嚴重程度呢？漲幅多少、持續多久算嚴重呢？根據中央銀行的一份說明《消費者保護系列——認識通貨膨脹》，這個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共通的明確標準，因為各國經濟結構、歷史背景不盡相同，所以對於衝擊的「容忍程度」也不一樣，要依該國的情況來判斷。然而，在這一波物價上漲過程中，官方與一些學者卻經常違反央行的這一說明，每每拿台灣的數據與各國做比較，以此論證台灣物價上漲並不嚴重，算是「資優班」（〈台灣通膨控制並不差〉），顯然是在故意轉移焦點。再說，即便不與國際比較，而是拿目前的數據與過去台灣的情況作比較，也未必足以評估出目前的物價上漲嚴重性，因為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發展，台灣的情況絕非一成不變，未必可以「以古論今」。

那究竟該怎麼看呢？原則上，如果我們可以把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現象當作物價問題的「供給面」，那麼我們就應該同時考察物價問題的「需求面」，即民眾的購買力、不同物品的消費作用、消費生活模式等等情況，才能對物價問題有較完整的評估。依這種方法進行觀察，就會發現，即便與國際比較台灣的物價漲幅不高，但確實已對中低收入民眾生活造成強烈衝擊。

首先就總體而言，即使物價確實上揚，但只要所得能夠追趕上物價上揚的幅度，民眾的感受便不至於太過痛苦，偏偏近年來面臨的正是「所得追不上物價」的窘境。

根據歷年來的家庭收支調查，薪資皆佔平均家庭收入總額的55％至60％，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圖表2）顯示了1991至2006年間，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平均實質薪資增長率（名目薪資年增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的變動情形。可以看出，台灣民眾的實質薪資增長率逐漸下跌，其中甚至有個別年份呈現以往罕見的負增長。



若把薪資以外的「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與「移轉所得」加進來，觀察以家庭為單位的可支配所得情形（圖表3），就平均數而言，1996至2006年的台灣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增加幅度為10.5％，而同時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則增加8.3％，表示這段一般家庭的收入增加應足以抵銷物價上漲而有餘。但是，如果不要只看總平均而是把同一時期家庭可支配所得由低至高的5等分位組資料攤開來看（圖表3），在那10年間，較高所得的60％家庭其可支配所得的增長超過物價漲幅，而且是所得愈高增長愈多；但較低所得的40％家庭恰恰相反，尤其最低所得組的收入增幅還不到2％，因此8.3％的物價漲幅便成為其不能承受之重，使這些家庭的實質收入呈現倒退。



再從消費構成的角度觀察5等分家庭的消費支出情形（圖表4），可以看到2006年最低與最高所得家庭的可支配所得中，食品費所佔比例分別是24％與12％，房地租與水電費是26％與12％，醫療和保健費是18％與8％，皆差距一倍以上。可是食品與醫療等卻偏偏是近年物價上漲幅度最大的類別。如此一來，佔貧窮家庭最大消費支出的物品偏偏漲最多，而且這類消費（食品、醫療）又是必需品，顯見物價上漲對於貧窮家庭生活的嚴峻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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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從表面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深入探討分析裡面的基本分類指數，再用家庭收支調查來佐證目前物價上漲與收支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您也可以從本文提到的數據資料來源中，進一步探討目前消費與收支問題：

◎消費者物價指數

◎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需從「主計處的總體經濟統計資料庫」中，勾選相關類目查詢。

◎家庭收支調查

◎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時間數列資料）

From：原載於【苦勞網】公民來算帳2007.12.26

【轉載】南韓總統所無法決定的事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南韓總統大選落幕，本地媒體關注南韓政情時的起點，是「政治人物的敢作敢為」在南韓經濟「奇蹟」，特別是從1997年金融風暴中迅速恢復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不過，南韓政治人物的影響力，特別是我們以往所理解的大財團／財閥與政府之間形成緊密關連的韓國政經運作模式，從1997年之後就已經開始轉變。

當時，在國際貨幣基金主導的結構調整計畫（SAP）下，韓國政府被迫讓出政治的主導權，最主要的讓步是開放外資入股、購併（包括惡意購併）南韓企業，然後，國內的12大財團開始進行切割。

於是，10年前赫赫有名的大宇、現代、雙龍、金星等財團的聲勢不再，原有的部門，不是由外資入主，就是成為獨立的公司，如金星的顯示器部門與飛利浦合資成為液晶顯示器大廠LG Philips、現代電子從集團中獨立成為專業的記憶體廠；而經過切割後逐漸凋零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例如大宇的電子部門。原有的產業，經過「結構調整後」後，比較完整的大財團，僅剩三星，而原本以財閥為主的經濟、產業結構，也逐漸朝向中大型企業林立的運作模式。

根據統計，僅僅是1998年，外資進入南韓的規模，就相當於1962到1997年總計的1╱3；當時外資持股過半的南韓大企業共計149家，總獲利相當於南韓全國產業的1╱5。

南韓政府就以他們對外資開放的程度，而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模範生」，這也是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組織，近年不斷的鼓吹以購買力平價（PPP）GDP數據，來強調南韓經濟實力大好的背景之一。

透過開放外資、韓圜貶值來促進出口，以及積欠外債的作法，固然讓帳面的經濟數據在短時間恢復正常，卻不符合經濟學「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而放任外資「染指」國內企業，更與「大有為」政府的概念背道而馳。而更嚴重的是，包括通貨膨脹，以及衡量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都顯示經濟結構的失衡。

然而，在國際資金的推波助瀾下，南韓政府很難有什麼自主性，這或許也是近幾屆總統選舉操作，逐漸朝向反貪、兩韓統一、民族自尊等議題的主要原因。畢竟，政府已然失去「大有為」的施展空間，只不過，原有的舞台並沒有完全消失，戲棚下的觀眾仍不願散去。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2.19

【轉載】企業傳記啟示錄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台灣首富為了自己的企業傳記撰寫過程，所引發作者與傳主之間的糾紛，而上了法院。台灣典型的企業傳記，似乎很難避免以企業領導人作為主角，這與國外的最近十年，逐漸興起以企業組織為主軸，而不是以經營者為中心的傳記寫作，是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的癥結點在於，台灣目前的企業傳記書寫方式，主要是沿襲西方媒體在1980年代，所流行的報導方式。當時，西方企業的組織是以明確分工的型態為主，層級越高則越傾向於腦力活動、決策制訂，層級越往下，則完全是依照上級所設定的作業程序、流程，自主性也越低、越像是被動接受命令的「螺絲釘」。

因此，當時的企業傳記，為了讓報導吸引讀者，不可避免的就會將焦點集中在領導菁英的個人事蹟，以及洞燭機先的領導風格，企業主宛如商業版的「民族救星」。

然而，到了1990年代，當西方的企業開始強調組織扁平化，希望員工不再只是聽命行事，而要有一定的靈活度、專業判斷力時，注重組織戰力、團隊運作，而不強調領導者一個人單打獨鬥的管理需求就出現了。

這些需求促成了西方企管類書籍，開始納入組織運作、決策形成過程，而不再是以領導人為傳記的主角。這類不以「造神運動」為內容的書籍，部分也是受到西方企管學界開始注重「企業個案研究」的影響。

這些個案研究，主要是從組織、團隊的角度來分析企業經營成功的原因。然而，這類研究、書籍對於企業主個人的公關形象並沒有太大助益，為什麼企業還是願意成為學術單位的研究對象，甚至成為企業傳記的主角？

除了企業公關、產品形象的塑造，更關鍵的是，這些研究還可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為企業經營困境提出新的觀點，這也是哈佛商學院等學術單位，能累積大量的企業經營案例，甚至得以販售報告來賺取經費的原因。

然而，台灣的企業傳記、企管研究，卻缺少了這個元素，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企業傳記，幾乎只等同於企業創辦人、管理者的「佳言錄」；學術界也很難對本土的企業經營，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分析。少數受到世界矚目的企業，甚至寧可讓西方學界進行研究，也不願成為本地學界的研究個案。

更甚者，國內學界在近年，竟然只能花錢向西方學術同行取經，學習「個案研究」的書寫、進行方式。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台灣的企業經營、媒體報導、學術研究，與所謂的「世界級」水準，其實還有相當的距離。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1.28

【轉載】教育與個人前途的迷思

■作者：徐世輝（企畫人員）

敏感的人應該可以注意到，近來關於「科技新貴轉行開小店」、「中階經理人尋找自我」的新聞逐漸多了起來，真正能賺大錢的似乎都是個體戶的小生意，甚至「專業性」不那麼高的工作，甚至網路上也會有「寫程式不如賣雞排」、「博士收入不如修機車」的文章不斷流傳。

這些都不是單一的事件，如果放大來看，這其實是教育與個人前途之間的關連性開始鬆動所致。

以美國為例，教育程度與個人未來收入曾經有密切的關連，它甚至曾經是階級流動的來源之一，但是，這個連結卻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逐漸脫勾。例如，曾經擔任美國聯準會副主席、後來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布林德，就曾經針對1975年之後，收入與學歷之間的關連性進行研究，他就發現，從1975到2000年之間，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之後，美國民眾的收入與學歷之間確實有相關，大學學歷與高中學歷的收入差距，一度開始加大。

但是，2000年到2004年間，大學以上學歷的員工，平均收入卻下滑5％，高中學歷員工的平均收入卻微幅上揚。然而，在統計數字之外的整體趨勢是，繼製造業大幅移轉到開發中國家後，原本被視為「專業人士」的電腦工程師、律師、醫事人員也開始面臨委外的風潮。

1990年代時，判斷工作是否會移轉出去的標準，是「技術門檻」；但是，到了2000年之後，學術界開始認為，工作過程與電話線、網路線接觸越頻繁的職業，越是屬於「工作消失」的高危險群，悲觀的估計甚至認為，美國有將近3分之1的工作，未來都會委外。

這些認知與所謂的「知識經濟」、競爭力，甚至是1980年代受教育的中產階級所熟知的常識是明顯抵觸的。以往所認為，教育、專業是全球化風潮下，個人自保不二法門的觀點，受到現實的嚴厲挑戰。

於是，較敏銳的個人，就開始興起「不如歸去」的喟嘆；而一些學者也意識到，這個趨勢有可能摧毀中產階級，主流社會所賴以運作的基本理念：「自信、教養、品德……」

包括第一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謬爾森，曾經鼓吹精簡式生產的沃麥克等主流學術界的人士，都對這個趨勢憂心不已，薩謬爾森甚至曾發表文章，認為委外、代工的方向，其實是錯的。

不過，書生之見畢竟無法抵擋全球化的滾滾洪流，於是，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從工作中「幡然覺醒」，然後瀟灑在其他領域「尋找自我」的上班族。

From：《台灣立報》井邊之蛙專欄 2007.12.05

【立報左右看】委內瑞拉修憲公投

【左看】查維茲不是陳水扁
李亮（文字工作者）

查維茲近來在台灣媒體上曝光不斷，對比於台灣向來對拉美的冷感，堪稱奇觀。然而，吾人透過台灣媒體只見到一個不停罵人同時也不停被罵或被抗議的查維茲，甚至被拿來與陳水扁並論，卻完全見不到這樣一個大老粗怎能屹立不搖，迄今受到委國多數民眾支持？

其實，總統連選連任在委國的修憲公投中根本是次要議題，委國中下層民眾支持他，關鍵是本次公投涉及多項關鍵議案，包括：加速推動土地改革，以安置更多的無地農民工與小農（查維茲上任以來已安置了15萬農民工）；為佔全體勞動力40％的所有非正式部門工人提供社會福利保險；在工資不減的前提下，將每週工時從40小時縮短至36小時；向中低階級學生開放教育機會，高等教育免費；推動戰略性產業的社會化以創造就業、降低成本；還有立法增加社區委員會的權力與預算，以將強社區建設，等等。這些政策才是查維茲得到支持的原因。

委內瑞拉正處於當前美洲的社會主義運動最前線，對至今千瘡百孔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不啻為一醒世的刺針；台灣人，該睜大眼睛了！


【右看】查維茲竟是陳水扁
王放（政治評論員）

繼卡斯楚之後的拉美頭號獨夫查維茲，近來先是在美洲峰會辱罵西班牙國王，又在產油國會議上與伊朗共同唱衰美元、呼籲改換歐元，接著又凍結與哥倫比亞的關係；這些消息傳來台灣，實在不能不令人聯想起著名的「扁式語言」。

與陳水扁一樣，查維茲也硬是把社會撕裂，一邊是大地主、金融家、中產菁英，另一邊是他賴以起家的工人、農民、小業主，不斷設定議題挑動社會對立。此外，與陳水扁訴諸中國陰謀論一樣，查維茲也經常拿美帝來使自己合理化，透過對美國嗆聲讓民眾獲得滿足。

比如11月26日，委內瑞拉政府便公布了一份據說是美國駐委大使館發給美國中情局的機密文件，裡頭建議美國在查維茲12月2日修憲公投勝利之後，啟動「手術鉗」計畫，支持以包括軍事政變在內的各種手段，協助委國反對勢力製造國內動盪，並詳述了吸收、利用某些左派團體與大學生的方法。美國甚至已經編列好大筆經費，光是宣傳一項就有800萬美元。

在公投前夕刻意散布此一訊息，挑動民眾反美情緒，查維茲真不愧是拉美的陳水扁！

From：台灣立報20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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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剪貼了一些資訊，大多來自James Petras的文章〈Venezuela’s D-Day - The December 2, 2007 Constituent Referendum〉。幾天後，公投失敗了，查維茲有風度地承認自己的失敗與對手的勝利；那，委內瑞拉接下來的社會主義之路要怎麼走呢？跟我一樣不太有概念的，就接下去看看Petras的〈Venezuelan Referendum: A Post-Mortem and its Aftermath〉吧！

【立報左右看】誰為美國埋單？

【左看】大難臨頭是中國
李亮（文字工作者）

當台灣物價高漲、薪資不漲的同時，一場國際金融大戰已進行多時，主角是美國，武器則是能源與美元。

近來石油的供需其實大致平衡，然而價格卻古怪地一路飆漲，許多人皆推估是人為利用議題炒作使然，卻忽略了同時發生的美元貶值，不僅使得以美元計價的石油水漲船高，更顯示美國正在重施「尼克森式漲價」，利用高油價（以及現在的高糧價）帶動其他商品的漲價，逼使全世界吸收多餘美元。這一方面使美國得以調整其經濟體質，更是在向各國輸出通貨膨脹，收取鑄幣稅。

這場大戰的矛頭除了指向歐盟之外，更多是指向中國。人民幣在美國長期軟硬兼施之下升值至今，不但「貿易平衡」、「產業升級」等預期目標完全失敗，反使大量熱錢湧入炒作人民幣、房市、股市，泡沫經濟越滾越大；美元續貶又將使更多熱錢湧向中國，另一方面，美國也利用人民幣升值議題要求中國逐步開放金融市場，逐漸滲透中國的高端金融市場。

嗚呼！在這個隱然成形的圈套中，一旦中國泡沫破裂，國際資本利用金融危機賤價搜刮國有資產、打垮民族工業的制式戲碼，恐怕就要上演。


【右看】經濟重整，禍福與共
王放（政治評論員）

近來世界經濟真可說是變幻莫測，人人皆感覺一場重大的調整即將到來，卻無人能說得準它的方向、程度與影響。次級房貸當然是最怵目驚心的例子。這場規模空前的危機，目前可能僅消化了20％，水面下陸續顯露的龐大冰山會不會使世界經濟翻船，眾說紛紜；一邊有葛林斯潘說最糟的時期已經過去，另一邊卻有財政部長說更糟的還在後頭，孰是孰非？

但如果回到源頭，當可瞭解現今體系之脆弱，早應進行調整。一邊是美國為了維持世界經濟動能，不惜刺激民眾超出所得借貸消費，解決世界經濟過去隱然成風的通貨緊縮，另一邊則是共產中國為了自己的崛起與內部穩定，長期壓低人民幣匯率，並以剝削民工為基礎，生產大量的廉價商品攻佔各先進國家市場。這種一邊超額借貸、入不敷出，一邊流血輸出、壓抑消費的結構，本就是不可持續的。今天有所調整，不是太早而是太晚。

至於目前這波以美元貶值而揭幕的調整，究竟將導向何方？目前還難以判斷。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經濟環環相扣，各國皆無法置身事外，從而也就有共同對話解決的可能性。

From：台灣立報2007.11.16

【立報左右看】好萊塢編劇大罷工

【左看】看見另一個美國
李亮（文字工作者）

好萊塢的編劇近日為了爭取通過網路、手機、DVD等等科技流通的作品的稿酬，在編劇工會（WGA）的領導下開始罷工。這除了使某些影集停播之外，更衝擊了美國夢的神話；原來，相較於身價億萬的大明星，好萊塢的基層工作者如小編劇、演員、場務等，並未能分潤到多少，以致於在他們中間長期流傳著一個諺語：「在好萊塢，不罷工就得不到任何成果！」

其次，網路、DVD這些科技並沒多新，卻到了2007年的今天才談判破裂引發罷工，可知先前是被壓制了。而這一發作不僅展示了該工會近年組織的實力，更令人依稀見到好萊塢各工會當年的風采。在美國工運高潮的1920、30年代，好萊塢各工會無不是美國左翼的激進基地；50年代麥卡錫掀起的白色恐怖之所以挑好萊塢下手，正是因為大資本家們對此餘悸猶存。而眼下罷工的編劇工會，當時毅然退出當時由政府控制的反共工聯AFL-CIO，硬是挺住其進步的光榮傳統。

對這一段與主流意識型態平行的真實歷史，我們在引進好萊塢產品的同時，是否也能付出相應的關注？


【右看】罷工始終來自於人性
王放（政治評論員）

為了爭取提高每次影片下載利潤中的分成，好萊塢的編劇在與製作人談判破裂之後，宣布展開罷工。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就是來自新科技；網路、手機、電腦等等科技改變了企業的運作方式，也改變了你我的日常生活。然而，雖說科技來自於人性，但奇怪的是，人性卻往往不願意接受新科技。在好萊塢而言，上個世紀從收音機轉換到電視，或是從電影院轉換到家庭錄影帶的時候，無不引起相關從業人員罷工爭議。

事實上，本次爭議的事項，多數在2001年即已在勞資之間提出來討論，也一度談不攏而瀕臨罷工。當時沒有解決的爭議，於今再次爆發，並不令人意外。問題在於，這麼多年過去了，勞資雙方依然不願意正視有線電視、DVD租售、網路以及各種新型態的媒體（比如YouTuBe）所帶來的變化，勞方死抓著智財權不放，資方頑固不肯調整付費利潤結構，雙方固守既得利益的結果，終於導致了今天的雙輸局面。

因此，與其說本次罷工是來自於新科技，還不如說是來自於人性！

From：台灣立報20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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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部分內容來自於信行，他手上有本編劇工會的會刊，印刷之精美、文筆之流暢，都是超專業水準。這一方面來自於他們的行當本身（好萊塢編劇耶！誰能跟我比！），另一方面來自於充裕的人力與經費；據說，該會萬把個會員，竟擁有三百多個會務人員！

那麼，錢從哪裡來呢？除了會費之外，他們還開有編劇班；想進好萊塢混的新人，能不心動嗎？當然，授課之餘，勞教也是一定要的啦！

編劇工會的網站超精美，不妨參觀一下。

【立報左右看】政治、經濟，誰勝出？

【左看】藍綠抬轎，資本勝出
李亮（文字工作者）

選戰開打以來，藍綠雙方似乎在「議題設定」上交火不斷；一邊說民生經濟才是重點，另一邊則說國家尊嚴才更根本、更重要。但細究起來，兩陣營在議題設定上的區別似乎又沒那麼截然二分；一方面是藍營內部針對「九二共識」吵得不可開交，顯見絕非忘情於政治，另一方面，綠營的扁長之間竟針對經濟議題的重要性而互相放話，似也不能擺脫經濟的考慮。然而，陳總統一句「經濟搞好未必選得上」，戳破了雙方執著的假象：政治或經濟都是選舉招術，只有勝選才是真的！此為藍綠共同點之一。

共同點之二，在於雙方皆以政治、經濟之二分為前提，接著才來討論兩者的關係。殊不知，此種二分乃資本統治下之自由市場所造成，因人民失去生產工具，必役於資本才得存活，然而此種關係卻以經濟之名獨立於「政治」之外，成為整個社會的無上律令；強調經濟的藍營自不待言，就連綠營的入聯公投，也從不談它對既有生產秩序的挑戰，反倒強調它對經濟的助益。

雙方皆預設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合理存在，接著才來討論如何「干預」或「振興」。如此選舉，勝出者當然是資本。


【右看】終止操弄，回歸市場
王放（政治評論員）

台灣近年來民眾所得停滯不前，加以國際油價、糧價齊漲帶動國內物價上漲，因此藍營以民生經濟議題作為選戰主軸，可說十分自然。另一方面，執政的綠營因此避開經濟而主打國家認同議題，也可說是意料中事。

何種策略有效？依歐美各國經驗，很弔詭的，儘管經濟議題向來受重視，但選舉結果卻經常與此無關。例如，1997年英國大選，民調顯示多數民眾同意「保守黨政府為英國經濟復甦奠下基礎」，但保守黨依舊被工黨擊敗。英國自1832年以來的歷屆政府更替，只有4次可歸因於經濟。

對於這種現象，可能的解釋是：第一，由於經濟優先的思維，執政者往往在選前釋放利多刺激經濟，但這種人為的不當干預很可能造成更多負面效果，因而不被選民欣賞。第二，為勝選而拼經濟，其實大大低估了選民的智慧；選民難道看不出候選人大談民生經濟或是釋放各種利多，不過是在賄賂、騙票嗎？

說穿了，經濟不是選舉可以操作的，反過來，選戰也不是靠經濟來打的，廣大選民其實就像自由市場，自有看不見的手在背後起作用，任何操弄，不論是政治的或經濟的，盡可休矣！

From：台灣立報2007.11.9

【菜記者日記】我的基督教經驗

採訪宗教社區專題，讓我想起了我的宗教經驗。我是個無神論者，但在我成為無神論者之前，我曾有一些宗教經驗，其中比較有趣的是基督教。

我國中時的國文老師、理化老師、歷史老師剛好都是基督徒，尤其以歷史老師最為「狂熱」。

歷史老師是個頗具風韻的長髮美女，上課時會用她柔美的嗓音很真誠地跟我們說，中東的某個政治領袖（我忘記她是講格達費或霍梅尼）是撒旦的化身，每天要吃人肉喝人血，或是某某牌子的洗髮精不能買，因為那個公司是撒旦教控制的，諸如此類。

神態永遠保持端莊優雅的國文老師跟歷史老師相反，幾乎不講宗教的事，就連我們有時想要打混不上課故意問她，她也不講。相較之下，理化老師就親民多了，活潑、可愛，還會故意講些冷笑話趕瞌睡蟲；她對宗教的態度介於中間，有人問她就聊一些，但總是很快拉回課程內容，說下課有興趣再說。

我就是那個下課跑去找她聊的人，一方面是覺得理化老師挺可愛，一方面也是對宗教產生興趣。

那一陣子，我晚上睡前常躺在床上聽廣播。有個廣播節目，名字忘了，內容大致是心靈小語之類的東西，由女主持人念些關於心靈成長的小文章，回答聽眾來信，放輕音樂等等。主持人是基督徒，因此有時也穿插些聖經故事，或是教會最近正在推行的活動，比如號稱「真愛運動」的拒絕婚前性行為運動。女主人嗓音跟歷史老師一樣柔美，又不像歷史老師那樣會說嚇人的故事，所以在廣播的陪伴下，邊禱告邊進入夢鄉……

就這樣，我去過幾次理化老師的教會，領了一本新約聖經回家，經常禱告，還參加過教會舉辦的夏令營。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其實不算太投入，比起另一個同因理化老師介紹而進入教會的同班同學，我參加的教會聚會其實很少；主要原因是課業壓力，不過也有另一部份原因是因為我跟那個同學是死對頭，他出現在教會，就使我興趣缺缺。

不過我還是自己讀了聖經，尤其是啟示錄；那個超乎想像的奇異世界令我十分著迷，來回看了好幾遍。祈禱更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課，有時一次長達幾十分鐘，完成後整個人好像換新了一樣，神清氣爽。還有兩次，我曾在睡夢中夢見耶穌來對我說話，醒來後當然什麼內容都不記得，但那種喜樂充滿的奇妙感受，卻十分真實而強烈，我往往因此長久地躺著，微笑，直到不得不起床。

儘管有這些「與神溝通」的經驗，我卻沒有成為基督徒，箇中緣由或許並不奇怪：宗教是苦難人生的解藥，反過來說，唯有經歷苦難的人才會真正需求宗教；年少的我顯然無此需求，而諸種神奇經驗多半是少年的善感本能，並非修行得來的成果，也無助於克服人生的磨難。

當時，理化老師從不曾流露出希望我成為基督徒的意思，甚至常反問我這些對我是否真有幫助，我想她是看得明白的。

【立報左右看】中產消逝，台灣不穩？

【左看】是苦主還是幫兇？
李亮（文字工作者）

年前由外國企管顧問炮製的「M型社會論」，把資本主義兩百年來的兩極分化常規當作新出現的變態，大叫狼來了；近日由本地日報製作的「徬徨的中產階級」專題，則畫出一幅大野狼橫行、中產階級四散逃命的景象，並加重恐嚇道：台灣失去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將不復穩定！

然而，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麼碗糕，可以成為台灣「穩定」之所繫？企業經理人算是中產階級吧，但他們平時替資本出謀獻策，站在第一線剝削勞工，甚至對企業污染環境多所掩護，算是「穩定」台灣嗎？公務員、學者也算中產階級，但那些出入廟堂，高唱私有化、去管制化、勞動彈性化、教育自費化的，也算是在「穩定」台灣嗎？再說作家或廣義的藝術工作者好了，許多是迎合拍賣市場買主的口味，或者陷溺在小我的情慾、生活趣味、社會獵奇乃至為藝術而藝術的作法，難道不是遠離群眾、自絕於人？又比流行的庸俗低級趣味好到哪裡去？

醒醒吧，許多貌似文雅、中庸的中產階級，其實是今天台灣困局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兇。沒有這些人的支持或默許，台灣又怎能「穩定」地變成今天的樣子呢？


【右看】拋開幻想，抓住機遇
王放（政治評論員）

近日有日報拿「徬徨的中產階級」大做文章，直言中產階級的出走甚至消失，讓人看得心驚肉跳、心灰意冷，似乎只有移民、外逃才是正辦。值此選戰方酣之際，此論一出必然又要被貼上政治陰謀的標籤，打入冷宮。然而，細究其中內涵，當知涉及台灣發展的幾個關鍵思維，不宜輕忽。

首先，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兩極化趨勢確實無可迴避，過去分配平均的社會已經一去不返。沒有別的出路的情況下，過去經濟發展慣用的思維都需要大幅改弦更張。比如，過去以為福利措施可以厚植民間消費力，但全球化之下，社會福利國體制已不可行，而是需要刺激人民終身學習、提高自身競爭力，方能對應。

再者，中產階級的中庸思維也證明已經過時，這包括社會平等、程序正義、民主自由等等一系列古典的自由主義價值，在全球化下都逐漸遭遇挑戰。此一趨勢在美國有小布希的專權，在日本有新軍國主義的右傾化，在法國也有新右派的崛起，沛然莫之能禦。

若認清此一現實，當知中產階級衰落所造成的動盪乃客觀之必然。至於動盪是駭人的危機還是難得的機遇，端看你是否已有準備。

From：《台灣立報》2007.11.1

【立報左右看】黑水遭訴，美官員辭職

【左看】當保全成為法西斯衝鋒隊
李亮（文字工作者）

上個月17日，美國黑水保全公司一名警衛，在完全沒有受到攻擊的情況下，在伊拉克人潮擁擠的尼索爾廣場開槍打死17名無辜民眾，引發軒然大波，致使美國務院外交安全局主管於本月24日辭職。

該公司仗著資助小布希上台的良好「關係」，承包了上億美金的生意，保護在伊拉克的美國官員。老闆艾瑞克‧普林斯秉承美國海軍突擊隊傳統，對所有伊拉克人採「有罪推定」，放任下屬一切「先開槍再說」。去年聖誕節前，黑水的保全甚至槍殺了伊拉克副總理的貼身保鏢，而美國務院的反應竟是花25萬擺平案件，並將該員保護出境，不受審理！

面對此種以百姓乃至一切伊拉克人為芻狗的暴行，除了看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歧視與殘忍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法西斯特質。直到今年增兵之前，駐伊拉克美軍有13萬5千人，但私人武裝保全則高達18萬人！這些私人武裝保全其實與納粹時的衝鋒隊相似，工作性質與軍隊一樣，同時遊走於法紀邊緣，四處滋事。只不過，納粹衝鋒隊最後遭軍隊反撲擊潰，但美帝的衝鋒隊至今仍在軍隊協同下壯大！


【右看】金磚產業的成功秘訣
王放（政治評論員）

保全產業早被世人目為新興的金磚產業，尤其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犯罪手法日趨多元，民眾對於保全的需求日益增加，近來更在科技安全豪宅風推波助瀾之下，使整體產業更加興旺，據估計，到2008年，全球安全監控產業的產值將高達2010億美元。

然而，儘管台灣的科技產品在全球安全監控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整體發展依然停留在企業作廣告的階段。看看美國的黑水保全公司就知道，當台灣廠商仍在辛苦加班，趕工生產一個個監視器的時候，美國的黑水公司早已在伊拉克輕鬆賺進了800多萬美元。即便伊拉克的保全工作比較難做，經常要面對中東伊斯蘭徒眾的瘋狂自殺攻擊，但是黑水公司卻能取得美國政府的最高支持，不僅授權使用所有高科技的致命武器，與軍方協同作業，而且還與軍方達成默契，遇事可以先開槍再進行調查，即便誤殺了，也有老闆和美國官員挺著，用車禍、跳彈等說法掩蓋過去，合約穩固依舊，保證獲利。

黑水公司是怎麼成功的呢？說穿了很簡單，就是三流企業做廣告，二流企業作文化，一流企業呢？做政府！

From：《台灣立報》2007.10.26

【轉載】Alan Greenspan: Class Warrior

By MICHAEL YATES
October 11, 2007

Alan Greenspan’s new memoir has put his tenure as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on the hot seat, as critics ask whether he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ousing bubble and for his failure to vocally reject the Bush tax cuts. Missing from this criticism is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s about. The real job of Mr. Greenspan and his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is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creditors and in the process extend and solidify the ownership and control a tiny minority of extremely rich persons have over profit-generating property. By extension this means that 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aim to diminish and weaken the political strength of working people, who through their collective actions have provided the only real counterweight to the power of the wealthy.

Consider the housing bubble and the very low interest rates that brought it about. In our travels my wife Karen and I met a wealthy and prominent man in a Midwestern city. He was a successful professional, and he has used his considerable earnings to buy real estate.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his holdings have risen dramatically. Today he is perhaps the largest real estate owner in town.

It occurred to me that a key to this man’s ability to accumulate property was the very low interest rates generated by the easy money polic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that marked the first half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2000, the stock market began a precipitous decline, first in the “dot-com” sector and then, in 2001, the rest of the market. In the late 1990s, there was a sharp run-up in prices, which, as often happens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had become a bubble, with investors buying stock simply because everyone else was. The stocks of companies that had consistently lost money and had limited prospects for future profits were trading at remarkably inflated prices. When the big traders started to sell, the floodgates opened and prices plummeted.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11 compounded the bear market, and share prices fell further. As those whose wealth had diminished and whose debts had risen were forced to cut their consumer spending and investment, what economists call aggregate demand for the economy’s output began to fall and threatened a recession.

Presumably to forestall a downturn,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chaired by Mr. Greenspan, began to implement monetary policies that pressured interest rates sharply downward. According to standard economic wisdom, falling interest rates will stimulate both consumer and capital spending, increasing both output and employment. While these things happened to some extent, the main outcome was that low interest rates (lower than at any time in forty years) encouraged borrowing, not to finance the building of productive capital, but to buy real estate. New home construction boomed (with, by the way, many socially negative but seldom discussed consequences— deforestation, traffic congestion, continuous road construction, air pollution, and erosion of communities by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home owners.) Sales of existing homes skyrocketed too, as did the refinancing of mortgages, with the latter fueling a burst of home repairing and remodeling.

Because of low interest rates, the businessman we met was able to leverage his existing properties into much larger holdings without incurring high-interest mortgages. As his wealth increased, so too did 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influence in the town. And his ability to purchase still more property rose in tandem with the greater wealth the low interest rates made possible. All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businessmen like this one; and in cities large and small, they have gained what we might call “class power.” They are not the economic elite, which owns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 but they are closely allied with and take direction from them. And of course, those who do control the “commanding heights” acquired property on a scale that makes our businessman look like a piker.

For working people, low interest rates meant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 were able to refinance mortgages and reduce their monthly payments, but for most the money saved was simply spent on consumer goods. If money was borrowed against houses that had appreciated in value, the result was still more debt. If new homes were bought, there was a good chance, especially for minority borrowers, that the interest rate was not the low one given to richer borrowers. Instead banks gave so-called subprime loans, with higher rates and thousands of dollars of hidden charges. As real estate growth degenerated into a “bubbl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an orgy of dishonest advertising, urging everyone to become a home owner. Thousands of poorer, working-class people were sucked into a bevy of mortgage schemes that promise years of debt dependency, bankruptcy, and foreclosure.

Alan Greenspan’s low-interest-rate-fueled real estate boom was in essence a form of class warfare,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of large property holders while reducing that of working persons. Recent Fed actions confirm this. The interest rate cuts will not help homeowners now in trouble. The banks will not cut deals with them, and prospective buyers will not get lower rate mortgages. The banks and other creditors, however, now have the liquidity necessary to help them ride out the crisis. And should the economy slip into recession, so what? Those on top will buy up those without enough ready cash to withstand a downturn, concentrating economic power still further. Workers will lose their jobs, and there will be more foreclosures. But they are too disorganized and demoralized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Low interest rates used to be a rallying cry of American populists like William Jennings Bryan. Farmers and small business owners needed low rates, they said, to compete with their larger rivals. Workers joined them in great political upheavals. But in a society marked by large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ies and a moribund labor movement, low interest rates only served to make such disparities wider. They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he poor poorer.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is wasn’t intentional. During the Greenspan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a rush of money flowing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now more unequal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20s. Economic—and political—power are firmly entrenched at the top too. Alan Greenspan did his job well.

{Note: This first appeared in Counterpunch at http://www.counterpunch.org/yates10102007.html. It is based upon a story in the book.]

From：Michael Yates' Blog

【立報左右看】文學獎挺黑人，醫學獎挺白人？

【左看】華森不倒，萊辛不老
李亮（文字工作者）

1962年34歲即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美國白人華森，近日卻再度主張基因決定了黑人不如白人聰明，挾其諾貝爾光環引起軒然大波，殊不知所謂「聰明」與否皆根植於一定的社會值價體系：農民對土壤、作物的生產知識，與大學教授腦袋裡裝的四書五經，孰憂孰劣？但華森的「科學種族主義」卻把此一社會價值體系完全抹平，異想天開地替白人的優越地位尋找基因原理。

與華森針鋒相對的是今年的文學獎得主萊辛。儘管88歲的她可能是史上最老的得主，但她早於1950年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中，便以其左翼關懷結合南非下層白人的生活經歷，以驚心動魄的寫實主義筆法，深刻批判了種族殖民制度以及白人的偽善與矛盾心理，更在南非文學史上較早地成功塑造了一個具有愛憎情感的、活生生的黑人正面形象，顛覆了白人加諸於黑人的愚蠢、麻木、低能等偏見。

可惜，類似華森之流、以現代外衣包裝的種族主義，竟從19世紀講到21世紀，依然不絕如縷。就憑這一點，萊辛的批判便永不嫌老，頒給她的文學獎也絕對不晚！



【右看】華森不老，萊辛不瞭
王放（政治評論員）

諾貝爾獎給88歲高齡的多麗絲‧萊辛，實在令人失望。萊辛作品不能說不好，但她真的是老了，基本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左翼政治與人道主義情懷裡，至於她的女性主義其實只是半調子，並未走出男性設下的政治、社會大敘事。她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雖然描寫了南非下層白人女性的情慾掙扎，但完全被整合進種族主義批判的陽剛敘事中，只因迎合了當時的時代氛圍才得以爆紅。

倒是196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華森，近日接受〈星期泰晤士報〉訪問時指出，近十年的科學研究證明，黑人基因與白人不同，使黑人智能低於白人。華森更以此立論，指陳先進國家對非洲的援助政策預設有誤，應該在黑人比較蠢的認識下改弦更張。此一觀點恰為萊辛的對立面。

那麼，孰是孰非？上世紀的萊辛就黑人問題的矛頭指向非常清楚，即南非的種族主義制度，但如今，南非黑人早已執政，眾多優待黑人的政策卻依舊無法改善黑人的貧困與失業。在此一背景下，我們再回來看華森的理論，或許就不再那麼離經叛道，反而確實有其成立的可能性。


刊載於《台灣立報》2007.10.19

【菜記者日記】修道院的變遷

14世紀以後，修道院被人們貼上了虛偽、墮落、腐敗的標籤，最好的情況下也是封閉的象牙塔，殊無正面意義。然而，一般人並不熟悉，歷史上的修道院曾經發揮過極為積極、入世的作用，對於中世紀歐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幫助甚大。

修道院可追溯至西元3世紀時期的埃及，由一位沒有宗教信仰的青年安東尼所開創。約286~325年間，他捨棄家產，遠離家園，棲身於山洞中，每日苦思冥想，以自己造成的肉體痛苦來詮釋現實社會中的苦難，從中獲得慰藉。這種隱居方式具有東方宗教傳統的影子。

安東尼所處的3世紀，羅馬帝國正處於全面危機，政治混亂、農業萎縮、社會動盪、道德敗壞。基督教會則自2世紀以來即被富人把持，也與羅馬貴族的驕奢淫逸沆瀣一氣，成為壓迫奴隸與下層民眾的工具。許多基督徒為了反抗基督教會的專制腐敗，躲避羅馬帝國的壓榨，也仿效安東尼過起了隱修生活。這些隱修者中少有基督教的教士，多半都是世俗的基督徒。

初期的隱修者都是獨自一人隱居（英語的修道士monk即來自monos，意為「單獨的人」），以期能solus ad Solum（單獨地通向天堂）。後來為了自保與對抗統治者的迫害，逐漸發展出群居的、有組織的隱修社團。他們克制慾望，力守貧困，堅持依靠自己的勞動維生，有的耕田、有的從事手工業，自成一個獨立避世的經濟體。

儘管380年時基督教會曾作成宗教決議批判這種隱修生活，並規定教士不能成為隱修者，但是惡劣的社會環境卻使得隱修社團不斷發展、擴散。最後，一些基督教神學家也認識到隱修制度的優點，轉而試圖將隱修生活納入基督教會中。

被後人稱為東正教修道院之父的希臘基督教神學家巴西勒，是推動基督教會建立修道院的先行者。他在小亞細亞北部的一塊荒地上組建了一個修道院，並制訂了嚴格的規章，將修士每日的時間劃分為祈禱、勞動、讀經三個部分，而且他非常強調勞動的價值，認為勞動是完善靈魂的方式之一，比苦修更有意義。巴西勒的首倡經過奧古斯丁的推廣，西元523年在本尼迪克手中制訂了作為後世修道院基石的本尼迪克院規，要求自願進入修道院的修士要將財產分給窮人或捐給修道院，而且在祈禱與誦經之外，還要在院長的組織之下集體勞動，開墾荒地、製作手工產品等等。以本尼迪克院規為代表，修道院正式脫離了它原本避世的、無結果的消極性質，轉而變為入世的、積極的、「為基督而戰的兵團」；自我體罰被積極勞動所取代，個人逃離社會被集體宗教紀律所取代。

這種轉變呼應了當時的社會需求。伴隨著羅馬帝國的衰敗，西元4世紀開始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對於歐洲的文明造成空前的衝擊，連年的戰亂使的生產荒廢、城市凋蔽，進入所謂的「黑暗時代」。在當時的情況下，羅馬時代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正是通過修士的勞動才得以保存下來。日耳曼人建國之後便利用修道院幫助他們把民眾重新組織起來進行生產活動，因此許多修道院都是其所在地區農業開墾的最早基點，並發展成為該地區的經濟與文化中心。直到西元10世紀興起的西多修道院改革運動時，每一所西多派修道院的建立，也都伴隨著一次帶領民眾開墾荒地、增加生產的運動（「西多」在古法語中即指「向沼澤進軍」），對當時的經濟生產貢獻卓著。

然而，隨著修道院在民眾世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吃重，來自財富、權力的誘惑與限制也就與日遽增。隨著修道院地產的增加，修士們逐漸脫離勞動，轉為監督農奴勞動和徵收地租。修道院更在封建君主的特許下取得建立市場進行貿易的特權，在德意志直到12世紀末，有十分之九的市場權都由教會和修道院掌握。由於修道院逐漸失去了原先成立的精神與作用，在12世紀之後先是遭到新興的遊方托缽僧運動的削弱，後又有隨著社會經濟變動而出現的路德新教的打擊，修道院興盛的年代於是一去不復返。

整理自《修道院的變遷》，王亞平著，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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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內容是我從《修道院的變遷》一書中整理出來的，本來要用作「宗教社區」專題報導的一部份，不過主編看了很不滿意，全部刪除。

主編不喜歡的原因是與她設想的方向不合。她要的是「可以自在出入紅塵」的那種，她說這些對讀者才有意義，所以，以出家人為主的佛教叢林、基督修道院等都在排除之列。

此一方向與主編事前說法不甚相符，算是小事，畢竟即便是主管，思路也有個發展過程，別嚴重到朝令夕改就行。問題是，這樣客觀上等於把傳統宗教團體全部排除了，因為傳統宗教團體幾乎皆以出家人為高、在家眾為低，以出家人為組織核心，在家眾也較少共居共食的組織。這樣一篩，剩下的都是些尚未制度化、或是提倡生活即修行的新興教派。

唉，早說嘛！害我拼命翻書，整理了這麼一大篇……

這大概就是菜記者依然無法將思維模式轉換過來的代價吧！

【菜記者日記】痛苦的轉換

像我這種人當了記者，頭一個困難就是要轉換文體。

過去寫慣了評論與報告，一下筆就是客觀、主觀、結構、主體、主要條件、次要條件、脈絡、爭點、通說、甲說、乙說、丙說……。任誰都知道，這樣過不了關。

因此在應徵之初，我就狂吞了一堆採訪寫作的作品與教材，也拼命提醒自己寫評論跟寫報導故事是兩回事，同時努力揣摩同事們的寫法與主編的風格。然而，曾在我眼前駐足的學術論文畢竟還是比壹週刊多了幾篇，曾從我手下生產出來的報告畢竟還是比報導厚上一些，積重難返的結果，初稿一出來就被圍剿；「文字太硬」、「太嚴肅」、「認真過度」、「不要寫報告」、「要柔軟」等等排山倒海而來，讓我毫無招架之力，當場溺斃。

溺斃之後還不能超生，稿子要改到好才能重新做人。好一點的退個兩、三次，最慘的一篇主編乾脆自己動手重寫，傳到其他同事手上校對，不知情的同事竟誇我寫得很好看，教我薄薄的臉皮不知該擺出什麼表情，只想找個地洞鑽進去。

更麻煩的是，不同的文體代表著不同的思維模式，從學術研究到新聞報導，其間的差距遠不只是幾個字怎麼寫得通俗生動，而是相當不同的兩種思維方式與工作方式。

這才是接下來真正痛苦的轉換過程。

【菜記者日記】當了記者

折騰了一陣子，不無意外地當上了記者。

原以為會較有餘暇唸書，但進來至今一個多月，依舊不得閒，還常加班到半夜，如此，白天外出晃蕩採訪也就不成其為一種自由，而是勞碌，非朝九晚六的彈性作息也幾成「我身非我有」的惡夢。

然當今之世，以我貧弱的背景與能力，又豈有不勞碌的道理？與更多勞碌仍難得溫飽的人相比，我衣食無缺，還能在這裡填部落格，已是萬幸。

萬幸之外，記者工作也為我帶來了其它東西，其中的一些就記在這裡。不論好壞，總歸是帶著新鮮的「菜味」，足供日後回味。

【轉貼】評介《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生活》

本書中譯本出現在網路上了！可以自由下載！


《沈默的大多數——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生活》
【美】莉蓮•B•露賓　著，汪澤青　張衛紅　譯
齊振海 審校，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1版

　　這是一本頗讓我感動且獲益不淺的書，描述的雖是美國工人家庭，但同樣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看待自己的生活。雖然很遺憾，書中有許多句段譯得很草率，甚至文句不通，這很可能要歸咎於排印後沒有認真校對。作為開業的婚姻和家庭治療專家，同時又是激進政治的參與者，莉蓮•B•露賓走訪並精心研究了50個美國白種工人階級家庭，探討“他們生活中緊張的根源”，亦即“美國社會中深刻的思想意識與社會矛盾”。這些家庭位於三藩市海灣周圍12個不同的社區，離城市的距離半徑為50英里。她也採訪了一些職業中產階級家庭，作為對照。她體切地留意到這些工人夫婦所描述的早年與現今生活、工作方面的種種細節，敏銳地分析各種經驗和心理作用方面的因果關係，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階級色彩。

　　從網路上能夠搜索到的相關資料和評論真是太少了。這也難怪，因為此書印數才一千本。唯一找到的評論是宋君華《一幅無聲的畫》，批評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本的結盟將弱勢群體的聲音排擠於媒體之外，美國明顯的、“在某種程度上已形成了社會矛盾”的收入差距。他站在“人權——具體的人”的立場上，讚美露賓博士“憑藉著社會良知把目光投向了被遺忘的弱勢群體”。

　　這樣的評論顯然是不夠的。本書除了提供“一幅全面、忠實地展示了當今——應該是70年代——美國工人階級生活的肖像畫卷”（宋君華），作者還致力於剖析社會存在、階級結構、意識形態如何形塑工人階級的意識、心理和行為。莉蓮•B•露賓本人“出生在一個白種的工人階級家庭裏”：“我經歷了由於貧窮而感到沒有安全感的種種痛苦，以及發現我的老師把我寡居的移民母親視為無知的人、把我視為未開化的孩子的痛苦。我很小就認識到我為我母親的外國口音感到羞愧，認識到人們貶低我的家庭，輕視我家庭的文化。”後來，她進入職業中產階級，並捲入複雜的激進政治問題之中，不斷思考階級問題，組織工人階級團體，包括黑人與白人團體。“憑藉著社會良知把目光投向被遺忘的弱勢群體”可能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所能具備的最高覺悟吧，但在此書中，可以肯定作者是超越這一點的。比如，她不會說工人階級是“弱勢群體”，相反，她常常使用“鬥爭”這個詞，她非常珍視工人階級的力量和自信：“……如果在工人階級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生活特性，那就是有能力參與鬥爭並從中獲得新生，在生活存在著和經常提出如此多的困難和問題的世界裏，這是一種具有相當價值的特質。一個26歲的家庭主婦、兩個孩子的母親帶著某種嚴酷的滿意，總結道：

　　‘我想為了活著，你不得不有很大的忍受能力。而我就具有忍受和生存的能力。’”

　作者在不同的地方談到美國式個人主義倫理，指出它怎樣扭曲受害者、生存鬥爭的失敗者的心理。這種與“美國夢”相伴的個人奮鬥的倫理要求個人為自己的處境負責，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宣稱社會已經是公平的了，已給予所有的人得以成功的平等的機會；階級，包括工人階級，以及階級差別是不存在的。它教導美國人相信“他們遵從的遊戲規則就是，任何人如果不折不撓地嘗試，十分勤奮地工作，都可以大有作為。……作為回報，‘幸運’者就會獲得一系列物質報償，汽車、填滿貴重器具的住房，也許還有露宿度假、卡車或小船。”在工人們更為貧窮的、需要忍受週期性失業痛苦的父母那一輩代，一部分人竭盡全力維持他們易受侵害的“安居生活”，成為“體面的窮人”，而即使這樣的生活仍然左支右絀；另外一半人則常常以酗酒、暴力、離婚、自暴自棄等方式來逃避。在這種倫理說教下，貧窮、無法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僅意味著“艱難生活”，而且傷害他們的自尊和自信，是“這個社會對工人階級的懲罰”。他們的形象因此在他人眼中烙著恥辱的印記，在兒女眼裏他們的威信也因此受損，這使他們意志消沉，“不愛說話和反應不靈敏”，而他們的“回答是更緊緊地堅持老的和熟悉的方式，更大聲地呼喊他們的價值。”

　　同樣的羞辱壓抑著子女們：“他們知道老師蔑視他們的家庭背景，蔑視他們家庭教育的價值，他們知道在電視中表現的英雄沒有工廠工人、卡車司機和建築工人，他們知道他們的父母不在美國‘算數的人’之內，而且可能是最受蹂躪的，他們知道他們的父母也知道這些事。為什麼他們勸他們的孩子比他們做得更好和更有錢？為什麼他們內心帶有這麼多不分場合隨時爆發的憤怒？這憤怒在家中是無理地打罵，這憤怒是從外面的世界轉移來的，因為在外面爆發潛在著危險。”

　　除了出於威信，還出於避免貧窮所導致的墮落，工人階級家庭傾向於嚴格訓導自己的子女，並希望學校也是如此。因此男孩很早就在情緒上學會了控制自己。職業中產階級則鼓勵子女的主動性，革新精神，創造性和自發性。這正是他們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而在工人階級的工作中，這些品質卻會被上級認為是妨礙。

　　在這樣的家庭裏出生的子女很少有“再是一個孩子多好”的幻想，和那些出生於職業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相反，他們的集體習慣是掩飾“童年時代的痛苦和憤怒的根源”，雖然文化心理環境是鼓勵這種暴露的。這種掩飾，除了因為它是痛苦和憤怒的，同時也出於對父母的理解：他們要艱苦謀生，把子女拖扯大，沒有更多時間照顧和陪伴子女——當然，這也是真實的。童年的記憶總是充滿著匱缺，家中擁擠，家庭成員陷入“麻煩”，勞碌的父母，甚至酗酒和家庭暴力。快樂的童年是沒有的，童年中快樂的事則很少很少。

　　階級和種族的社會偏見在員警對年輕人的管制那裏十分明顯：“在任何膚色的工人階級街區”，“小偷、破壞和入室，到大的盜竊、用致死武器攻擊”之類的指控常常指的是“如破門闖入一個空房子、從建築工地偷盜一些小東西、捲入街頭打架鬥毆、或者快樂地駕駛偷來的汽車”，而“在中產階級街區，這些行為只是孩子的惡作劇”。黑人年輕人則更經常地受到員警無理的迫害騷擾。

　　貧窮、缺乏教育和職業指導，以及同樣重要的一點——生活中大多數人的工作同時是忍受——使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很難有關於未來的幻想和計畫。男孩的幻想是做“一個牛仔，一個飛行員，一個明星運動員”，最多是（不可及的）員警，而不是任何一種專業生涯，但為了幫助家庭他們很早就必須工作。女孩則幻想成為“模特或女演員”，並常常以“希望結婚和以後的生活快樂”告終，而這種心態又往往根源於“離開壓抑性的家庭地位”、擺脫父母的權威、獲得自由的渴望（職業中產階級的後代則較晚結婚）。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階級結構就這樣代代相傳。事實上，階級之間的流動是很少的，大多數人只是在本階級的上下間流動。

　　結婚通常很早。女的平均18歲，男的20歲。因懷孕而結婚的比例占了近一半（工人階級婦女對婚前性行為和避孕較多內疚，中產階級婦女則很少有這種心理，她們通常婚後三年才開始生育）。於是，不論心理上有無準備，這些“剛過青少年時期”、“常常從事不穩定的、低薪的職業”的男人開始擔負起帶回足夠工資的責任，開始為房租和吃飯擔憂。女孩很快懷孕，放棄掙錢的工作（假如有的話），並且立刻發現自己“要在用不充足的收入去管理家庭事務，去每天填飽家人的肚子的任務中抗爭”。沒有人的生活是像雜誌圖片上“美麗的家”那樣。“我們非常窮”，幸運的是，“可以收支平衡地維持生活”。有些人因為失業不得不搬回父母家裏住。這段困難年代加強了大家庭親屬的關係，並從此占去他們的大部分可利用的（交際）時間，一定程度阻礙了同鄰居以外的其他人發展友誼。此外，在露賓採訪過的這些家庭裏，有20%在婚姻早期階段需要短暫地依賴福利救濟金，這被妻子看作是丟臉和氣憤的，對丈夫則是一個打擊。情感、心理都在發生劇變。這是一場風暴，一段“為如此緊密相聯的在經濟上和感情上的穩定而鬥爭的年代”。

　　當幸運地渡過這場風暴以後，穩固的家庭模式便形成了，當然，並不等於衝突不復存在。丈夫的工作更加穩定——雖然他也許討厭這一生必須承擔的艱苦的工作——收入增多，婚姻漸漸成為“舒服的港灣”，而且“或許是能夠行使他的權威的唯一地方”。他有較多的工餘時間做自己的事，有機會跟別的朋友泡在一起，或者坐在家裏看電視，因為照料孩子和家務都丟給了妻子，不管妻子是否也要工作。妻子即使有機會外出，也常常碰上“他不肯讓我去”。假如妻子滿意丈夫，她們的評價通常是“他是一個工作穩定的工人；他不喝酒；他不打我”，“所以，我真是不能抱怨得太多”，雖然“我太累了”。男性的權威是被公開承認的。這種傳統的家庭結構對我們來說一點不陌生。而在職業中產階級家庭，女性的平等權利、選擇權在思想意識上被認同，現實中的不平等和依附關係則被微妙地隱藏起來。妻子需要在社交、娛樂活動中亮相，需要“通達世故，見過世面；一個使人有趣的同伴必須知道一些關於最新的書籍”，這甚至是大公司雇用一個中、高級經理的必要條件。工人階級的妻子則必須有罕見的天賦才可能發展這些興趣，並且可能因此疏遠她所身處的這個熟悉的世界。

　　在那個年代，女權運動，以及其他許多社會運動，都還只是職業中產階級的事，極少波及工人階級。今天的大部分工人階級的婦女雖不贊成“女權運動”（的標籤），卻已在實際生活中踏上了追求婦女解放的道路。

　　露賓所訪談的這些家庭年平均收入1.23萬美元。1974年末，當地“維持一個典型的城市四口之家需要9973美元，只有達到15127美元才能維持中等的生活水平”。總之，在大多數家庭中，收入不可能自由支配。在家庭事務尤其是重要的開支上，“他提政策，她執行”。當出現異議，丈夫握有最後的否決權。不論妻子們對她們的婚姻生活充滿如何矛盾的情感，甚至滿意於自己的婚姻，但是當談及對孩子長大後的設想時，她們都願意女兒能獨立，“不要這樣年輕就結婚”。

　　在此過程中，“他們幾乎未增加情感的滿足”，溝通卻出現了困難。他要獨自考慮，她呢，要說她的感覺（嘮嘮叨叨）。“當他們試圖談話時，她依靠她僅有的工具，她最熟悉的方式（感情）；她變得更易動感情和富有表情。他求助於他僅有的工具；他變得更有理性，肯定是明智的。她對他叫喊注意她的感情，她的痛苦。他告訴她這種方法是愚蠢的……”。因為從幼兒時期，她的特徵就被設計為“消極被動的、脆弱的、直覺的、口頭的、易動情緒的一類”，他則屬於“積極主動的、粗暴的、理性的、非口頭的和不易動感情的一類”（露賓用南西•喬西羅的經改進的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理論描述驅動性角色發展的道德力量，茲略）。這樣的分離自然不是工人階級家庭所獨有的，但是，中產階級家庭的男女有更多實踐和經驗來“克服老一套”，他們周圍有更多的榜樣。工人階級則找不到解決自己問題的範例，從自己父母親的婚姻生活的記憶中也找不到。而電視只展示虛假的生活，肥皂劇中坦率而親昵的男性不用每天工作8至12小時，他們的職業富有魅力，而且總是邊喝咖啡邊休息邊談論問題。現實中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借鑒諸如此類的方式來學習情感的溝通。

　　性行為方面的問題和衝突也同樣深刻。露賓認為，這是由於社會化進程鼓勵女性“除了性表達以外所有她個人情感方面的發展”，男性則相反，“所有他個人情緒方面的發展都受到了壓抑，因而只能借助於性體現出來”。的確，性行為革命廣泛發生於美國社會的各階層，更多人嘗試更多樣化的性行為活動，但人們對它的體驗如何呢？儘管“數十年來，小說家、電影製作者和社會學家把工人階級的男性描繪成至多不過是行為粗魯、感受遲鈍的種馬”，只關心自身的急切需要，至多是草率而馬虎的，但統計資料表明：“各種教育水平的男性已變得愈加關心和對女性的性需要更加敏感。”男性在這場性行為革命中是占主導地位的。但是在工人階級女性方面，媒體宣傳並不能使她們信服所謂性自由的說法。“好女孩”、“壞女孩”的問題仍然存在。誠然，女性在成長中“沒有被教育過那種方式”（其實在性方面她們沒有被教育過任何方式），但在此後，女性仍然順從、被動、深感“內疚、拘束、不舒服”的狀況事實上仍被男性下意識地鼓勵著：“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教她的”；“她是個天真的女孩”，等等。而假如妻子不是在丈夫的教導下就成為有主見而積極的性行為參與者時，有些丈夫即感到失掉了“控制權”和“男子漢氣概”，進而導致性無能。

　　在中產階級方面，雖然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女性並不一定是自由、無約束的。但是這些問題能夠更多地被公開討論，有時則求助於專家和性療法。

　　大多數藍領工人的工作令人厭倦，“養家的責任”和“好男人的自豪感”並不總能彌補這一點。不穩定的職業將使家庭的經濟陷入困境。而在同一個職業呆久以後所得到的較好的薪水福利、資深的位置則進一步限制了工人可能的選擇。需要傳統技能的、能夠由工人自己較自由地加以控制的職業由於工業化的進程，由於資本的集中、工作的標準化和規範化——這種趨勢已越來越廣泛地從工廠進入辦公室——日益減少。粗暴的管理消失了，但是工人與工作的疏離感卻不斷增強。技能很少被談到，重要的是“訓練”和“責任感”。痛苦、超然、順從和厭煩是從事這類工作的男人的特徵。當缺勤和更換工作以至罷工的頻率上升時，政府、產業管理者和專家才開始關注“工作的人性化”。忍受這種工作，本身就是一場鬥爭。一些人在下班後再做些修車、裝修廚房之類“有趣的”、能發揮技巧和能力的事情，以這類方式來維護自己的人性感，另一些人則陷入筋疲力竭狀態，自暴自棄，使勁地吃、喝、看電視。

　　迫於經濟壓力，58%的工人階級妻子在外工作，大多是兼職。她們的工資往往比男性低許多。勝任自己工作的滿足感、得到發展的處理複雜事務的能力、“對他人有用”所帶來的作為社會成員的自豪感，以及經濟與人格上獨立性的增強，令很多婦女感覺良好。妻子的收入對許多家庭來說，越來越不可或缺（不像職業中產階級，妻子的收入僅占家庭收入的9%）。不過，在丈夫看來，有時這是個恥辱，有時則威脅到家庭中男性作為中心的角色和權力。這是發生在家庭中的新的鬥爭，充滿著對峙、妥協、不滿，以至破裂，往往需要長時期的調整。但是無論如何，以維持在父權制家庭內部壓迫女性作為對男性在社會和經濟領域裏受壓迫之後的心理補償遭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爭取男女平等，並且共同正視和改變男女同樣無權的狀況，還需要長久的鬥爭歷程。女性仍然擔負著沉悶而沉重的家務。當經濟萎縮的時候，巨大的社會壓力將把她們推回家庭，成為勞動力的蓄水池。

　　儘管要面對每個月的帳單和其他困難和問題，但是同父輩相比，他們的生活似乎要輕鬆些，失業率沒有那麼高，而工資漲得比物價快，可以經常地購物以肯定自己的富裕和地位——這是他們所身處的文化告訴他們的，這是“做得好”和“過上好生活”的標誌。這些商品包括卡車、野營車、小船。為了支付這些費用而不停加班的結果是：這些東西很少派得上用場，一年僅有兩三次可以使用。盛行於父輩中的酗酒現象少得多了，家庭暴力亦然，有了更多夥伴，更多一點的休閒時間。這樣對比之後，疑惑平息了：“我的親屬生活比我們更糟，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抱怨，所以我們有什麼權利要抱怨呢？”雖然在中產階級看來，那種生活是太困苦了，根本不可忍受。

　　採訪是在1972年進行的，也就是在戰後黃金時代的末期。從大學教材裏消失的經濟危機，忽然又空降到現實中來，並且，這一次是全球性的。作者所採訪過的那些家庭，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失去加班機會”，因而不能支付購物帳單，沒錢買新東西，“家裏稍新的東西被賣掉或者被收回”。家庭主婦不得不設法進入已緊縮的勞動力市場。3個家庭已離婚。人們不約而同地寄望於“下一代的幸福”。但什麼是幸福呢？憑什麼下一代會比他們過得更好？更高的教育？不錯，大學生的比例在增加。1972年，有大學文憑的人一生的收入是75.8萬美元，比多工作4年的中學畢業生高出60%以上（他們的平均年收入分別是1.6萬美元和1萬美元）。但是工人階級家庭對“上大學”和他們無力支付的學費並無概念。而且，統計資料似乎忘掉了一點：不同學位、不同名氣的大學的畢業生有很大的收入差別……從而模糊了現實的社會結構：爬到頂層不可能，爬到中間階層幾乎不可能。工人階級將很大程度上再生產自己，階級地位繼續決定生活的質量，共同經歷所創造的共同適應性將帶來屬於他們本階級的意識和文化：家庭生活的方式，養育孩子的方式，工作和休閒的定位……

　　20年後重版此書，莉蓮•B•露賓寫下一篇新的導言：《重訪沈默的大多數：1972至1992年》。在這段歷史時間裏，中等家庭的收入基本平穩，占美國家庭1/5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穩定增長，富人的腰包被雷根和布希盡其所能地塞滿，過去支撐工人階級高薪的製造業和建築業的工作卻逐漸消失。經濟衰退漫無止境，裁員風潮周而復始，“只有決策者及其隨行人員的生活保持相對不變”。通貨膨脹使得建立一個家庭所需的平均費用上升了21%，同時，年輕的工人階級家庭實際收入卻下降了30%。他們很難得到外來的幫助。從組織起來的勞動力數量減少的現象看，工人的階級意識似乎在降低，種族義憤卻升高了，人們把矛頭對準外國人。

　　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政客們爭相安慰和拉攏“中產階級”，這個概念“被廣義地定義為除了富人與窮人之外的任何人”——露賓駁斥道——“對於政治家們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變得毫無意義”，“事實上，所有對於中產階級的討論都是為了達到混淆階級現實的目的，而不是為了劃清階級界限”。

　　新的歷史進程不僅日益剝奪藍領工人的工作，到1990年代，更波及專業技術人員和低層次的白領工作者。更多的婦女湧入就業市場，共同承擔家庭負擔已從“偶然”成為現實。1970年代，發生在工人階級家庭的這種現象並不為官員和政治家所注意。今天，當中產階級陷入同樣情形的時候，關於家庭狀態的討論便通過許多渠道引起關注。但是，離男女同工同酬仍有很遠的距離。整個家庭的閒暇和社會活動時間減少了。當兩人工作的家庭數目增加，由於付不起請人照顧小孩的費用，許多夫妻只好輪班工作，這又導致夫妻間的交流降至最少，進而付出婚姻的代價。尋找時間和精力做愛也成了大問題。“離婚的革命”使過去相對穩定的家庭模式搖搖欲墜，出現了單親家庭、混合家庭、重組家庭和“由於離婚而使家庭擴大了的”家庭。女性仍然易受傷害，她們再婚的機會比離婚男士要低得多。天真的美國夢破滅了，“但是也有另一面”，某些覺醒和鬥爭正在開始：“是的，婦女參與要求重組傳統的家庭性別角色鬥爭的人數不斷增加是形成衝突的又一根源。但誰會說這比過去的順從和沮喪更為糟糕呢？”在種族和民族群體之間的衝突迅速蔓延的同時，“有比以前更多的相互間衝突的民族群體的成員和平共處于學校、工廠、商店、公司和鄰區。”

　　“那麼也許，天真的失落不是一種社會悲劇。這也許只有當天真一去不復返、除去面紗的雙眼能夠公正地審視我們存在的問題並研究現實對策的時候才會體驗到。”

From：烏有之鄉

【立報左右看】菲中農業協定暫緩落實

【左看】新資本，舊圈地
李亮（文字工作者）

中國總理溫家寶於今年年初東盟峰會會後訪問菲律賓，中菲簽定多項雙邊貿易協定，其中關於農業的有19項。然而，日前菲律賓政府卻由於農、漁民的抗議聲浪而對其中三項協定緊急喊停，引起各方議論。

事實上，受到爭議的遠超過目前喊停的三項。因為，第一，這些協定將大面積的菲律賓土地的使用權讓與中方企業，租用時間與面積皆超過菲律賓憲法的規定上限，對國有資源的主權形成重大威脅。第二，協定內容牽涉到將大批土地用於生質能源的栽種與加工，看起來似乎可以緩解油價壓力，但實際上卻會造成糧食耕地被侵奪、農民原住民土地被侵佔、生物多樣性遭破壞、間接刺激糧價上漲等等惡果。第三，由於這些協定內容的反人民性質，協定多半沒有經過民主參與的程序，在大多數民眾皆不知情的情況下就簽訂了，使民眾對於影響切身權利的事項無從置喙，實際破壞了民主政體。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情況與其他歐美日資本的惡形惡狀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充其量可以說，數百年前的圈地運動表現為「羊吃人」，但今天的圈地運動則是「糧吃人」或「油吃人」！



【右看】小干擾，大躍進
王放（政治評論員）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聯繫日益緊密，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也越發顯著。溫家寶年初訪菲，1月15日簽訂12項、1月16日再簽訂19項協定，顯示中菲關係已一掃過去南海主權爭議的陰霾，確實是溫總理口中的「黃金時期」。儘管日前傳來其中三項農業協定遭到暫停，但3比24，依然是大躍進。

細看協定內容，可知中國確實拿出誠意與兄弟博感情。以合作開發生質能源而言，菲律賓近年來飽受國際油價上漲之苦，早有發展生質能源的想法，2006年更通過生質能源法案，要讓生質酒精在四年內佔總汽油用量的10％、生質柴油佔總柴油用量的2％以上。然而，菲律賓空有土地與人力，卻沒有資金與技術。中國的合作開發可說是相當及時的推動力。另外，中國還對菲律賓農產品開放重要的國內批發市場、提供鉅額的優惠貸款、降低貿易障礙、合作保護雙方的文化傳統等等，絕沒佔菲律賓便宜。

日前遭到暫緩的幾項協定固有不利於菲方之處，但是貿易談判本就是有得有失，有交換有妥協，一點點的犧牲與摩擦，絕對阻擋不了區域經濟整合的大趨勢！


刊載於《台灣立報》2007.09.27

【立報左右看】台灣律師20年增六倍

【左看】危機也可能是轉機
李亮（文字工作者）

據統計，目前國內律師考試每年錄取四、五百人，而二、三十年前每年則僅錄取幾十人，律師人數增多但市場並沒變大，以致沒資歷、沒人脈、沒名氣的菜鳥律師根本接不到案子，情況好一點的委身於大型事務所當上班族，差一點的只好轉行。

此種現象的成因，難道只在於錄取太過浮濫嗎？非也。律師與其他傳統司法人員如檢察官、法官的差別，在於律師理論上屬於「民間」，制度設計律師要站在民間立場與官府對抗。同是法律人，律師與法官、檢察官大不相同。既是民間，當然照民間規矩，在今天就是資本主宰的市場規矩，必須造成供大於求的自由市場，任由資本自由地揀選中意的打手。律師人數增多徒然造成彼此搶食的競爭加劇，弱肉強食。

然而，律師「錢」途黯淡，難道只能有一種結局嗎？既已確定從雲端跌落民間，同受民間疾苦，那麼，與其繼續向資本爭食，最後落得吃人或被吃的結局，聰明的、有志於正義事業的法律人， 何不斷絕妄念，重拾真正的民間即公民社會的立場，何不效法外國行之有年的批判法學運動，轉向成為批判國家與資本的人民律師？



【右看】一切按照市場機制
王放（政治評論員）
報載律師由於供過於求加上大環境不景氣，收入逐漸下滑，光環褪色。台灣人並不算是善訟的民族，卻效法興訟成癖的美國模式，大開律師窄門，致使國內律師增至近萬名，肯定有不少人接不到生意。

或有論者要憂慮此種供過於求造成某些人力浪費，並要政府積極介入管理。然而，取得律師資格未必要以律師為業，熱門的銀行業、科技業也是不錯的選擇，生命自會找到出路，更何況是這些通過律師考試的法律菁英。

事實上，律師的收入與地位下降或許動搖了一些人的期待，但毋寧更是市場機制的正常現象，從台灣律師的歷史來看更是一種進步的發展。過去錄取人數稀少的年代，律師的是社會地位高高在上，甚至比法官還要威風，因為他們不僅熟悉同一套權力的規則，又不受公務員身份的拘束，可以明目張膽地與資本合謀，日進斗金。不少法官、檢察官累積資歷之後都轉行作律師，正是為此。

如今，過去籠罩在律師身上的迷霧逐漸散去，市場機制的作用逐漸清晰。正是在今天，我們應該套用一位刻正競選總統的法律人之名言，高唱「一切按照市場機制」！


刊載於《台灣立報》2007.09.20

【立報左右看】量飯店搶進二級城市

【左看】商品降價，薪水降得更快！
李亮（文字工作者）

營業額居量販業第二的愛買為了對抗近年迅速竄起的全聯，開始規劃進軍二級城市，掀起新一波量販店商戰。這種量販店的普及化量販店固然帶來了便宜的商品，使民眾在物價節節高生之際多少有點喘息空間，但是，卻少有人思考過其背後支撐的經濟模式，其實對整個社會未必是好事。

量販店商品之所以能便宜，首先是壓榨勞工的結果。姑且不論那些生產廉價商品的外國勞工的低薪慘況，就以台灣自己來說，據政府統計，包含量販店、便利商店在內的綜合商品零售業，其員工薪資僅達一般人平均薪資的七成左右，而且，這十年來其總體營業額成長超過100％，但員工的平均薪資卻僅成長2.56％，遠低於全體工業及服務業平均薪資成長的20％，若再考慮這十年來的通貨膨脹幅度（約7％），則這些員工的薪資根本就是負成長！

在這種經濟模式底下，即便勞工真的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商品，但自己的荷包恐怕縮水得更快！



【右看】除了價格，還要品質！
王放（政治評論員）

近來量販店經常登上新聞畫面，因為當物價攀升，傳統市場的蔬果因颱風而價格暴漲之際，量販店居然還能推出特價蔬菜，這種以量制價的優勢，在此發揮得淋漓盡致，幫助民眾度過難關。

然而，近來還有另一種新聞也經常可以看到量販店的身影，那就是以中國製造為大宗的黑心商品新聞。這類黑心商品利用廉價低劣的原料以及既不衛生也不安全的生產流程，源源不絕地向先進國家輸送有毒的食品、致癌的餐具以及會爆炸的電視機。

有人說這是價格與品質的兩難，便宜註定沒好貨，但這恐怕是太過命定的經濟學推論。真正的問題是量販店層層分包的供貨體系，這個體系乃由好幾層的分包廠商所組成，隨便一個簡單的玩具，生產流程都遍及全球。這種體系產權關係分散而模糊，不僅造成廠商之間極高的交易成本，而且由於交易者之間的訊息不對稱，品質難以有效監管，所以出現黑心商品並不奇怪。

這種供貨體系曾經量販店商品便宜的基礎，但如今也成為黑心商品的根源。

刊載於《台灣立報》2007.09.07

【立報左右看】格瓦拉四十週年忌

【左看】認識正誤交織的格瓦拉
李亮（文字工作者）

格瓦拉以阿根廷上流社會出身，卻一生投身於拉美的工農革命運動；他在古巴擔任中央銀行行長，卻依舊生活簡樸，堅持參加義務勞動；他自願放棄古巴的安穩環境，遠赴各國發動新一波的游擊戰爭，最後以39歲的英年死在玻利維亞的山中，這種種事蹟，顯露出他的人道主義、國際主義與對武裝鬥爭的堅持，可敬可佩。

但也應該看到，格瓦拉為之獻出生命的游擊中心路線存在重大錯誤。格瓦拉的游擊戰目的不是發動革命，而是為革命創造條件，因為他相信在一個已經瀕臨爆炸的情勢中，少數人的起義便能激起滔天巨浪。但是少數人的起義要過渡為群眾的革命，則非有長期而廣泛的組織、教育不可，但格瓦拉對此卻不甚重視，浪漫地認為起義本身就是教育。他的整個戰略以武裝鬥爭為中心，認為政治決定必須操在軍事指揮者手中，犯了「槍指揮黨」的大忌。他偏重人的主觀能動性，對革命形勢過度樂觀，往往忽略了要先調查研究所在地的具體社會條件，結果使得來自國外的游擊隊伍更加孤立，與群眾脫節。

深入理解格瓦拉的正確與錯誤，才是紀念他的最好方式。



【右看】笑看格瓦拉及其粉絲
王放（政治評論員）

自從共產主義在全球崩潰，馬克思還有些學究欣賞，列寧、斯大林與毛澤東早被唾棄，最後一個怪老頭卡斯楚也行將就木，但為什麼唯獨切˙格瓦拉能逆勢操作，傳記出個不停，電影拍了又拍，印有格瓦拉頭像的T恤、貼紙滿街跑？難道只是因為他帥，人們就愛上了共產主義？還是全球化逆轉造成人心思變、紅潮再起？

其實免驚，誰說格瓦拉是共產主義？自命進步、崇拜格瓦拉的粉絲難道不知道，「摩托車日記」不過是公子哥浪游四方，看到窮人不自覺掉了幾低眼淚，跟大學山地服務社有啥差別？古巴革命成功純屬巧合，既沒十年生聚也沒八年抗戰，群眾自己起義，一個外國人能有多大功勞？當了央行行長還義務勞動，固然是不錯的個人秀，但古巴經濟沒有蘇聯撐著早就垮了，輪不到他來神氣。至於出國打游擊就更扯了，帶著幾十個人，連語言都不通，當地統治者是圓是扁也不曉得，就要農民跟著起來革命？

其實他們都知道。說穿了，格瓦拉粉絲的心理是，失敗的革命者最美麗，沒有實現的理想最純潔，擁抱格瓦拉恰恰表示對現實的無力與逃避。如此自欺欺人，何懼之有？

刊載於《台灣立報》2007/10/12

【立報左右看】 瓶裝水，不環保

【左看】不如談自來水問題
李亮（文字工作者）

近來，美國環保人士與部分政府官員主張瓶裝水不環保，轉而大力提倡喝自來水。這種提法也許在某個層面顧及了環保，卻忽略了這兩者背後如今都已被整合進相似的機制之中，也就是水資源的私有化。

美國各州的公共水資源其實正以各種方式進行私有化，而英、法等國更是早已在水資源私有化的路上走了很遠。先是放任公有的自來水系統年久失修，然後再以此製造機會讓私人企業介入，結果就是水價飆漲（法國水價漲了150%）、水質惡化（加拿大曾發生7人死亡2300人生病的案例）、原本的自來水公司工人大量失業（英國有近10萬工人被裁員）等等惡果。

歐美本國尚且如此，更別提歐美大資本透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在各發展中國家推行的水資源私有化，更已造成了大規模的人道、生態與經濟浩劫。2001年，全球私人水公司賺取的利潤遠超過全球製藥業，幾達石油產業的四成，這些利潤背後無不是人民的血淚。

與其環保地談瓶裝水問題，不如政治經濟地面對自來水問題。



【右看】真激進還是假激進？
王放（政治評論員）

據報載，美國近來興起一波環保運動，針對的對象是瓶裝水，或者說是裝水的那個瓶子。

環保人士認為，瓶裝水所用的瓶身多為塑膠製，生產過程耗用石油資源，運送的過程也會耗油，並不環保。而且一些瓶裝水根本就是自來水，只是加上了好看的瓶裝，便能為企業帶來高額利潤，販賣的根本就不是瓶子裡的水，而是那個瓶子，以及附著在瓶子上的各種想像。

這種說法看似有理，然而，既為如此高度發展之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如何能有不做廣告、不加包裝的不多不少的「老實」商品？許多消費者購買商品時不正是為了購買商品的想像嗎？

環保運動向來有一支主軸是從日常生活的消費型態下手，檢視我們有無使用破壞環境的商品，從頭到腳，從辦公室到廁所，從電燈泡到衛生紙，無一能外。這種作法固然強調了環保問題的切身性，但卻少有完全拒絕資本主義的勇氣，結果，除了換上一系列標榜「環保」的新型商品之外，肉照吃、車照開，好不輕鬆愜意。

這，算什麼運動？

刊登於《台灣立報》2007.08.08

【立報左右看】中國股市房市熱翻天

【左看】 外熱內冷，惡性循環
李亮／文字工作者

大陸股市與房市處於空前的漲勢已持續一段時間，國內外許多機構開始唱衰，預測泡沫即將破裂。然而，卻少有人去回顧這一波漲勢的深層原因以及影響。

中國經濟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外熱內冷，股市房市一片紅火，但基本的工商生產領域卻持續獲利低落。因為這十多來的全球化進程已使得各種商品生產過剩，每個廠商都在追逐寶貴的市場，但外資大舉進入中國卻恰好搶佔了大片的中國高獲利領域，擠垮了無數的本土企業。

事實上，正是因為其他工商業獲利低落，游資才大量湧向股市房市。而股市房市炒高的結果，又反過來使得眾多急需資金的產業無從發展，生產技術無法進步，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本土企業在外資面前的劣勢，惡性循環伊於胡底。

同時，這一波股市房市的暴漲，一如台灣當年的泡沫經濟一般，都擴大了貧富差距，而且幾乎是以掠奪式的方式暴富，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會使內需更加疲弱。以房地產來說，開發商用盡一切手段與政府勾結，將屬於整體發展果實的級差地租據為己有。以股市來說，錢會生錢的假象，實際上不過是少數的暴富坑殺了眾多股民的血汗錢。



【右看】 全球連動，不是唱衰
王放／政治評論員

每當國際上對中國經濟有所批評的時候，中國政府總愛祭出反華陰謀論來反擊，殊不知中國問題確實嚴重，而且影響廣泛，應受公評。中國持續高速增長，世界銀行甚至還預測明年將衝上11％，但是，其中有一大部分卻是由房市驅動，佔GDP超過8％，比例過高。對照美國，此一比例僅約5％，可見顯然存在泡沫，是非理性的投機心理造成的。

其次，中國的房屋建設持續供過於求，近幾年投資與銷售的差距經常在20％～30％之間，而且還在擴大。大陸90年代的房市泡沫破裂，至今仍有許多「爛尾樓」無法收拾，殷鑑不遠。此外，已賣出的房地產有許多皆是以超出實際還款能力的貸款購買的，一旦泡沫破裂，增值榮景不再，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將是一場金融風暴。

最後，大陸的泡沫已經推高了物價，原材料（尤其是鋼材）、能源等等皆一齊攀高，大陸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也節節升高，恐將危及工資的穩定與廉價商品的出口。一旦出口商品被迫漲價，不但大陸經濟受挫，依賴大陸商品維持低工資高消費的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也將受到衝擊。

刊載於《台灣立報》2007.09.14

無題

自念行不足以悅眾
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
智不足以知人

而險譒常出於交游之厚

《王安石與王圭書》

失業

誰若是失業超過一年，他就是廢物」，一位南德大企業的人事經理對我們說。這話聽起來是如此的冷酷和沒人性，這話和勞動局顧問所作的論斷幾乎毫無二致：「誰若是失業長達一兩年，就再也沒法給他介紹工作了。」失業給人留下了傷痕，改變了受害人。

我們在公路上坡處讓她搭車的年輕婦女說：「首先，首先是時間感給破壞了。你睡上16、18個鐘頭，中午之前你不可能興奮起來，你在放大了的時間速度中活動。空閒時間？對你來說聽起來像諷刺。一切都沒有意義，真的什麼也沒有，它敲打你的頭而微弱的希望化為泡影。早在你開始生活之前，你已經給拋出去了，沒人需要你。」她已經失業兩年了。現在她在卡塞爾一家高等學校找到一個學習名額。在她培訓結束之後，她作為一名教師肯定仍然要估計到還是被拋在生活之外，沒有工作。「我還繼續幹下去，因為如果放棄會更糟。」她說：「首先我要延期。」

找不到位置的恐懼使失業者猶如一個心懷恐懼的求職新手。領取失業救濟金──儘管早已採用電匯匯款，但仍然這麼說──意味著蓋章，淘汰。沒有了工作，許多人才認識到只剩下半條命，也許甚至沒命。

我們不斷地了解到失業者的人數，但是對於長期失業的肉體上和心理上的後果，我們了解不多。克里斯蒂安.魯佩爾特斯曾問過失業者，他們怎樣體會他們改變了的處境。「失業者是二等人。」一位31歲的職員苦澀地肯定說：「他們不再有用，是外人，被拋在社會之外。」而一位上年紀的過去的小官員得出這個結論：「領養老金者和病人倒還具有社會能力，失業者沒有。」

一位35歲的接待室助手這樣形容他的處境：「開始是你覺得你沒有用處，你是一個不頂用的人。在長期什麼也沒有之後，物質上的壓力來到了，緊縮開支。」「然後開始喝酒，因為無聊，因為絕望。」另一位婦女承認說。一位過去是一家建築公司的職員說：「你會發病，要是你沒有工作！會變成殺人狂。我肯定這一點，反正是剩下一根絞索。還有什麼辦法……沒有工作，老婆跑了，你還為什麼而活著？失業兩年之後完全垮了。不正常了。」

一位二十來歲的女人，正在等機會進修，靠做臨時工勉強度日，她承認：「我很多疑，變得神經質了。人感到自己低下。我常常不滿。沒有正常的工作，我覺得自己病了。人沒有工作就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在這裡詢問的人之中沒有一個享受過「公費休假」。一位37歲的女助理律師這樣說：「別的人以為，這些人自由了，不受約束了，而且可以整天躺在床上不起來。他們可能忌妒，肯定，但是換一個處境……要是他們知道，這不是閒暇休假，而是折磨，人渴望工作而得不到，在這種狀況下人會發瘋。會用頭去撞牆……」

勞動對多數人遠不只是謀生的賺錢手段。勞動幫助他們建立社會關係，決定他們的規章，是他們的本體的一部份：做什麼，就成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失業者都失掉了和他們同事的聯繫，感到自己和她的家庭是孤立的，由於被懷疑為逃避勞動的人和「社會寄生蟲」而受折磨。他們自己的感覺並不是「解放」，像為美化「解僱」而採用的委婉說法那樣，而是由於一個複雜的危急狀態而被遺棄了、被拋出去了，而他們憑自己的力量是無力結束這種狀態的。

馬利亞.弗里澤《失業和它的後果》
《有為與無為》，第151-154頁。三聯書店。

聊齋誌異˙藏虱

鄉人某者，偶坐樹下，捫得一虱，片紙裹之，塞樹孔中而去。

後二、三年，復經其處，忽憶之，視孔中紙裹宛然。發而驗之，虱薄如麩，置掌中審顧之。少頃，掌中奇癢，而虱腹漸盈矣。置之而歸。癢處核起，腫數日，死焉。

《聊齋誌異˙藏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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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與鄉人之間的關係，是自我的某個部分與自我之整體的關係。

這某個部分不是潛在的，而是已經成熟到一定階段，發展為具有獨立存在的東西。但虱的獨立存在並不意味著虱可以完全脫離鄉人；一旦脫離開來，虱薄如麩，失去了活力。

而且虱所代表的自我的某個部分，是自我內在陰暗的某些東西。它發展為獨立存在，正是轉變為一相對的客體，正是在要求解決、要求克服。但是鄉人發現了卻不予解決。

自我內在陰暗的某些東西，可以被擱置，使之遠離，使之失去活力而不至干擾鄉人的生活。但由於並未真正解決，虱與鄉人終究無法互相遺忘。鄉人憶起了虱，虱憶起了鄉人的身體。

在一些情況下，時間可以療傷，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時間卻會使事態變得無法挽回。

於是，裹藏並遺忘了二、三年的東西，終究奪去了人的一生。

我們

我們在黑夜裡擁抱
穿過長長的隧道
妳因糟糕的空氣而皺起的眉頭
伸進我大衣口袋裡的手
我所記得的妳的一切
都像昨天一樣美好

不平常的事

大約七歲。
父親開始帶我騎馬巡視森林。
一個山隘。
天晚了。
有霧。
連父親也看不見
最窄的山道
顯然是父親用衣袖推開了一株野薔薇的嫩枝
嫩枝一彈刺著了我的臉
我拔出了刺，幾乎大叫起來
頃刻之間，霧散了，臉也不痛了
霧散了，腳下比天空還亮
那是電燈
那是納卡希耶公爵的鉚釘廠
看過了電燈光之後，我對大自然就完全失掉了興趣
那是沒有改進過的東西

馬雅可夫斯基
《我自己──不平常的事》

【新國際】為什麼關心楊超甯？──從反對教育商品化運動反思楊超甯事件

◎作者：李亮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憲法第159條

高等教育應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12款3項

繼前一波的反高學費、反對教育商品化運動之後，日前由於東華大學楊超甯自殺事件所引發的東華學生靜坐行動，又再次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台灣高等教育及學生權利狀況的關注。

【保障居住權，才能實現受教權】

楊超甯事件所引發的東華學生靜坐行動，提出了六點訴求：一、學校正視學生意見，傾聽學生聲音。二、建立有效完善的危機處理協助機制。三、針對學生租屋糾紛，校內應聘任專業法律諮詢人員。四、校方應設立專門「學生住宿服務組」的機制。五、要求學生會暢通申訴機制。六、將聲明書遞給校方代表及學生事務處。

這六點訴求主要針對本次事件的近因即租屋糾紛問題，表面上與前一波的反高、反對教育商品化運動的重點有所不同。本次乃是居住權問題，而反教育商品化運動爭的是受教權。但只要我們稍微思考一下，便可知道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從純經濟的角度考量，台灣的大專學生若無法住進學校宿舍的話，在校外租屋的費用往往成為學雜費之外的最大負擔。暫且撇開地區性的差異不談，若以一個月4000元的房租計算，六個月便要24000，接近國立大學一學期的學雜費，若是在台北地區就讀，則花費更鉅，一個月動輒要五六千以上，甚至可能超過學雜費成為最大的開銷。由此觀之，住宿問題能否妥善解決，早已是憲法所保障之受教權能否實現的關鍵。

其次，以高等教育的內涵而言，宿舍問題更是教育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之所以為高等教育，不在於它的學歷位階或知識難度，而在於它的宗旨與追求較為高遠、宏大，希望學生能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相對的，社會所給予的資源和期待也較大。然而，目前的住宿情況卻使得此一理想難以實現。眾所週知，學生除了上課、外出休閒之外，有極大比例的時間會待在宿舍，宿舍的環境以及連帶形成的生活模式，對於學生的環境教育效果不可謂不大。但是，大部分校外住宿環境普遍不佳；居住空間狹小，採光、通風不良，環境擁擠髒亂，安全設施貧乏，有許多根本就是結構堪慮的違建，更別提缺乏公共空間，缺乏綠地自然環境等等問題了。在這樣的環境一天要待上超過12個小時，對於學生的身心健康不啻是一種慢性的損傷，而社會藉由高等教育企圖培養的審美觀、環保意識、人我關係、公民意識等等重要的公共價值，也難以實現。

由此可知，居住權的保障實在是受教權實現的前提。然而，台灣目前的情況卻令人不敢樂觀。依據教育部公佈的資料，台灣目前大專院校的宿舍供床率平均僅在三成左右，而佔全部學生70%之多的私立院校，供床率更只有一到兩成！扣除少數能夠住在自己或親友家中的人之外，約六成的台灣大學生都必須在校外住宿。

【毛病出在商品邏輯】

當然，對比於一些學校宿舍年久失修、管教失當等問題，校外住宿並不一定就比較糟糕。但是，關鍵在於，校外的租屋是依商品邏輯來進行的，而學校宿舍則不是。這就劃開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對於學校宿舍的收費，政府有一定的法律規定，普遍比校外低得多，面對漲價或修繕的問題，儘管要面對各校日益商品化與官僚化的問題，但學生畢竟仍有較多體制內的救濟管道與抗爭空間。而校外租屋不僅房租任由市場波動，在一切以錢而論的社會條件下，不論是契約議價過程、房租收取、各種雜項開支、修繕、管理等種種問題，有資本有經驗的房東所能擁有的權力與學生相比都是非常不對稱的，就算最後要打官司，房東都比你有錢有辦法。在校外租屋，要能有較好的居住品質的唯一方法，撇開純粹碰運氣的因素之外，就是要很有錢。但是，今天有多少大學生有此條件呢？

是以，從台灣房地產飆漲的80年代以來，相關的爭議從未停歇。1989年淡江大學附近房東聯合調漲房租，學生發起抗租運動；90年代，文化、中央亦有類似爭議。各校普遍於90年代成立了協助學生租屋的單位，便是為了回應層出不窮的爭議。

【校園不是特區，商品化席捲全社會】

但是，光只是成立協助單位是不夠的，因為真正的問題，即商品邏輯的問題並未解決。由於台灣經濟發展需要大量高級的廉價勞動力，台灣高等教育自80年代開始急速膨脹，學校數與學生數皆大增。但是，在此膨脹的過程中，教育經費並沒有相應增加，而且大多投注於國立大學，是以70%的私立院校僅分得30%的教育經費，遂轉向加收學生、提高學費。此外，教育部對於興建宿舍的補助更低，遠遠追不上台灣在80年代之後因泡沫經濟所吹起的土地投機風潮，使得學校宿舍的數量一直難以提昇。

在這個過程中，學校的經營方針也發生了變化，越來越朝教育商品化的方向走，學校宿舍這個被視為非核心的項目便被犧牲。各校為求營運獲利，在投資時首重教室，其次是師資，在其次是圖書儀器，若還有大量盈餘時才考慮興建宿舍。此一趨勢近年來也逐漸波及到資源較豐的國立學校，紛紛調漲學雜費與各項收費。

【台灣居住權向來不及格】

結果，大量暴增的學生被投到校外租屋的商品市場上，任其在土地資本投機的夾縫中求得一塊安身之所。而偏偏台灣的土地投機又是台灣資本主義發展中，政府刻意放任的一塊惡土。早期政府為了穩定統治，以三民主義的節制私人資本、平均地權精神，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台灣的土地買賣。但後來隨著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統治者為了養成一批在政治上順服的地方派系，則轉而開放地方資本對土地與營建工程的經營，使得全台各地的地方工程與土地買賣多為地方派系所把持。近年來則更進一步引進大資本，促進兼併與壟斷。

此一惡質的商品化發展使台灣在居住權方面的人權紀錄遠低於國際水平。比如，台灣絕少有由政府興建、提供中低收入者居住的公共住宅，但與我們國情相近的新加坡卻有大量的公屋，就連受到殖民統治的香港也興建了大量公屋。影響所及，台灣人必須窮畢生之力才能買一棟房子，造就了許多屋奴、債奴，大大限制了社會文化其他方面的自由發展。而地方派系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甚深，則使得台灣的房屋建築，從設計、施工到販售、租賃等皆充滿了品質低落的瑕疵，比如921大地震中倒塌的許多集合式住宅，就是此種政經生態下偷工減料的惡果！

【大學生並不弱勢】

1997年東海大學女學生在校外租屋處遭歹徒闖入性侵未遂，引發學生大規模遊行向警方施壓；2000年文化大學校外租屋失火燒死學生，學生群情激憤在校內發起抗爭；2001花蓮精鍾商專學生因為學雜費、宿舍等問題集體罷課，向教育部陳情；2001東海大學裁減宿舍床位、調高住宿費，大批學生至校長室前抗議……這些發生在不算很久以前的事件，與東華此次事件的本質一樣，都是居住權受到侵害從而影響到受教權的實現。

對於這些事件，如果單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實在並不值得特別關注。畢竟，從整個社會來看，大學生並不是最弱勢的一群，儘管學生由於大多獨自外出求學而較難集資租屋，但是，在租屋糾紛、人身安全等等問題上，大學生的處境未必會比女工、外勞、貧民來得嚴峻；每天有多少類似的事件在發生，卻只在幾分鐘的報導過後就被人遺忘？根據教育部的資料，東華大學的總學生數是5761，宿舍床位有2671床，供床率是48%，但仍不免發生楊超甯這樣的悲劇，那麼我們不難想見，其他人在更加嚴苛的居住條件下，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了。

如前所述，社會之所以關注大學生、給予大學生較多的資源，是因為社會對於大學生有較高的期待。因此，在這個脈絡下，如果東華事件所引起的爭議與反思只侷限在大學生自身租屋權益的問題上，那麼在短暫的同情之後，恐怕並無法引起社會更多的認同與支持。

【楊超甯的意義】

長遠來說，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楊超甯的事件之所以有其意義，是因為它又再次碰觸到了我們的基本人權問題。如前所述，在台灣的條件下，居住權與受教權密不可分，保障居住權才能實現受教權。要記住，這兩者都是我們的基本人權，是不分種族、年齡、性別、宗教或階級，所有人皆具備的基本人權。更根本的是要記住，此一基本人權正受到全球化下的商品化惡浪所威脅。當我們紀念楊超甯，為了學生的權利而努力的時候，我們應該自覺地主張此一基本人權，並且指出，在大學校園之外還有更多人的基本人權正受到侵害，在大學校園之外，還有無數個已經過去的、潛藏的或正在出現的楊超甯，需要我們去關心，當然也有很多個吳老奸，需要我們團結去對抗。

畢竟，作為受教權前提的居住權，是不可能在大學的小天地裡實現的。這也正是居住權議題對於大學生社群最大的意義。大學經常會給人象牙塔的感覺，因為許多大學生或學校本身都與當地社區格格不入、鮮少互動，彷如特區一般，然而，如前所述，要談居住問題，就不可能脫離校外其他人民所共同面對的台灣政治經濟結構，就不可能不跨出校園，關心這個社會。東華學生的居住權問題，理當成為一個反省、介入社會的起點。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能朝這個方向思考，並且發展出後續的改革行動方案，或許才是楊超甯所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遺言吧。



◎原載於：《新國際》雙周報，2007.02.16

【新國際】觀看楊超甯的方法

◎作者：李亮

一個過程的開端，只有到了過程的終結之處才會自我揭示出來，並且終於開始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肉身已死，形象正新】

現實中的楊超甯死了。但隨著她肉身的死亡，她的形象卻獲得了新生命。但如果說她的形象原本只屬於自己、屬於親友，因此與活著的人有較為密切的連帶，那麼，現在她的形象則屬於他者、屬於無名的閱聽大眾，成為一個誘人的空洞形式，讓人們可以藉以衍生出自己的內容。。

楊超甯的部落格在她死後湧進了大量留言與點閱者，遠超過其生前所得到的，而且不只是在數量上超過生前，就連內容的深度也超過甚多。許多留言可謂真情流露。一些人感慨沒能多陪伴她，一些人抒發了自己相似或相關的心情故事，更多的人則表示理解與支持她力抗惡房東的義行。接著，比留言更多的是相片的點閱次數，她的美貌與歡笑引來眾多的關注與同情，同時也大大加強了自殺事件的誘人的神秘感：為什麼這麼美麗活躍的女學生要自殺呢？

【留言：（不）道德的告解？】

稍後我們再來談此一誘人的神秘疑問。這裡，首先引起我們納悶的，不是眾人發言的內容，而是眾人發言的形式。在一個死者的部落格上留言，毋寧是極其吊詭的舉動。眾所皆知，個人部落格上的留言主要是寫給板主看的，希望與其互動；問題是這個板主已經死了，而且吊詭的地方就在於，恰恰是因為這個板主已經死了，所以才會湧進這麼多留言。換句話說，這些留言自始就不真的是要給板主看的，而是一種虛擬的、自我完成的表白。對於這種特殊的表白形式，我們早就習以為常，因為在各種喪葬儀式中就是這樣進行的。因此，就如同所有的喪葬儀式一樣，主要的目的都不在於完成埋葬的技術過程，而是要讓生者安心，要讓作為社會文化事件的死亡，在生者的文化系統裡得到解決。

但是，與一般的喪葬儀式不同，來這裡捻香默禱的大多不是親友故人，而是路人甲乙丙丁，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對楊超甯表示關心與支持。他們都提到了死者生前力抗惡房東的義舉，這顯然是眾人同情的原因（注意，此一著重點與親友的悲傷不同）。但是，楊超甯不是在生前向網友、向校方求助無門嗎？不是說這種無人援助的情況可能導致了她的自殺嗎？怎麼在她死後突然湧現出許多支持者呢？

說穿了，許多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支持者，其實是因為楊超甯的義舉而感到不安，因為她做了眾人皆認為是對的、卻沒有勇氣真的現身去實行的事，楊超甯的形象因此成為一個道德的針刺。由此觀之，這些幾乎全部以第一人稱口吻寫給楊超甯的話，性質上更接近通過神父（楊超甯）向上帝（道德）進行的「告解」，而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悼念。此外，如同一般的告解，這裡的告解也是私密性的，沒有人表露實際身分，持續維持在楊超甯生前的匿名性；也沒有生者之間的互相討論，眾人告解完後會有何種作為，依舊模糊難測。

【活著才更需要理由】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來談那個誘人的神秘疑問：為什麼這麼美麗活躍的女學生要自殺呢？這個問題可能永遠不會有解答，這有點像是一般人都經歷過的低潮經驗：面對自己的低潮，自己往往說不清楚是為什麼，而當我們能夠說清楚是什麼造成低潮的時候，低潮也就大致過去了。而能夠說清楚的那個人，已經走了。如果我們是告解者，那麼楊超甯就是殉道者。

但是，與其停留在告解者的層次，或是由於該死亡事件違背一般的常識規則便轉而尋找各種「疾病式」的理由，我們或許更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人們感到需要一個理由來解釋楊超甯的自殺，因為接受現行的常識規則的人們不理解，這個規則有什麼不對。從一般人的眼光看來，不活下去──自殺是需要理由的，而且需要一個十分重大的理由。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從自殺者的角度來說，事情可能恰好相反；所謂的常識規則，往往不就是既有的這一套不公義、不合理的統治秩序的一部份嗎？對自殺者來說，接受現行的常識規則，選擇在這個令人痛苦的世界活下去才更加需要理由。畢竟，所有的動物之中，只有人會對自己的存在進行思考，然後決定該活下去或結束生命，從這個角度來說，正是因為找到了足夠的理由，人類才能活到現在。對於動物而言，活下去是天經地義的事，對於人類而言，to be or not to be，是一個必須面對的選擇。

自殺者自殺的理由往往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意即，他/她並不清楚為什麼要自殺，但卻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對於這些自殺者，最好不要像慣常的做法那樣把他們視為瘋子，因為，今天的時代情況已經顛倒了。在資本全球化之下，各種社會問題持續惡化，使得台灣的自殺人數逐年攀升，堂堂列入國人第九大死因。在這樣極端的年代，對於任何一個具有健全理智的清醒的人來說，活下去都是需要理由的，不知為何而活則無異於行尸走肉。因此，如果我們願意深刻地體會楊超甯的心境，那麼，與其追究、懷疑楊超甯自殺的理由，不如反過來質問我們自己，我們要為何而活？

從這個角度思考，楊超甯的義舉形象已經暗示了一個開端。正如本文的開頭所言，楊超甯作為一個形象文本，其生命正要開始，而其終點將通向何方，我們尚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觀看楊超甯的我們不沿著反思自我生命意義的方向前進，那麼此一過程將永遠無法開始，成為失去開端的過程，一如我們失去楊超甯一樣，只不過，這將是第二次失去，而且會是永遠的失去。


原載於：《新國際》雙周報，2007.02.16

【轉載】文革期間科學技術還能快速進步的奧秘

作者：老田

老田前不久訪問了一個老工程師，他參加過“兩彈一星”的技術攻關過程，他說中國當時的技術力量，無論是就人員數量還是技術裝備水準而言，都遠遠不如蘇聯和美國，但是中國從原子彈爆炸到突破氫彈技術的障礙，在時間上都反過來比蘇聯和美國短得多。他說取得這樣的“奇跡”不是偶然的，根據自己的體會，文革期間技術能夠進步的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技術民主。他說，由於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麼人敢於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夥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這個老工程師還談到，當時由於人與人關係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於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後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這個老工程師回顧說，不管是什麼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繫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繫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於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於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複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用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專案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專案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裏，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後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麼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老田前不久還訪問了一個南京大學的老師，他在1969年參與主持我國的電子計算機項目。據他所說，當時的專案立項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關係，國家直接按照技術力量優勢所在，甚至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就撥給南京大學1000萬元經費，指定用於電子電腦專案，專案辦公室成立之後，不需要他去找江蘇省委，而是專案立項的同時由國家指定江蘇省委配合研究工作，無條件地承擔專案的協調工作，許多電子部系統的七字頭的工廠，就按照研究進度和要求來進行配合試驗，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相關部門直接受專案小組的領導，結果是“產、學、研”的高度緊密結合。專案經費絕對不容許個人為私人目的動用，許多工廠在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工藝積累基礎上來參與這個項目，已經有的技術和工藝都不再重複投資和花錢。

電腦專案的背景是1963年毛澤東說要繼續大躍進，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後頭搞“爬行主義”，要盡可能地採用已有的先進技術，跟蹤科技發展的先進水準，這個意見在三屆人大上通過。為此，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於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科學技術事業規劃，這個規劃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參照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狀況制定的，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力求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道路上，實現大躍進。

這樣在文革期間政治上初步穩定之後，許多科學技術項目就分解落實到具體的研究機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清華大學也是電腦項目實施的重點單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經產生豐碩的成果，一個清華的教授告訴我說當時的電腦技術水準，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後來由於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這樣我們國家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後面。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矽，現在反而不會了。還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矽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後是在美國去拉出單晶矽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準，優勢在於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並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於，中國不僅落在後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裏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和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這註定只能是產生“爬行主義”後果，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不可能產生在中國。

From:
老田個人網頁(烏有之鄉) 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人民春秋》 2005 年 8 月 15 日 總第 64 期

史上最驚悚紀錄片 (中文字幕)

美國政府以911事件為藉口入侵中東至今
造成了無數人民的死亡
這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行徑
但是
如果連911事件中死亡的美國人都是它自己殺的呢？

影片來源：http://video.google.nl/videoplay?docid=-307415958406462281

戀人絮語

《戀人絮語》，羅蘭˙巴特著，汪耀進等譯，桂冠出版。

中華民國國防部網頁：http://www.mnd.gov.tw/PDA/service/servicelist.aspx?SerID=296&CatgryID=1#2_4

國防部竟然將這本書發送給中華民國國軍的每個連隊；當我在連上的政戰書櫃中發現這本書時，驚訝的好幾秒鐘闔不攏嘴。巴特如果地下有知，對此會說什麼呢？

長官們可能覺得這是講戀愛心理的書，可以紓發役男對情人的思念吧。後來，《奮鬥》月刊上甚至出現一篇談戀人絮語的文章，看起來是想以巴特書中的語調呈現戀人的心情，但整個讀下來有點不知所云。

不知所云是正常的，因為這並不是談戀愛心情的書，而是談戀愛語言的書；不是要說明或描繪戀人的情感，而是要呈現戀人語言的內在肌理；不是要表現戀人如何相愛、相愛時呈現何種狀態，而是要表現戀人的語言如何發展與流動；研究的領域不是愛情哲學，而是語言哲學。

巴特在〈本書怎樣構成〉中早說了：

……要表現的並非戀人本身（同樣的，既不是他之外的任何人，也沒有關於愛情的論述），而只是戀人所說的話。

……從某種情境的排列產生的怪物就可能成為一門「愛情的哲學」；而事實上我們所期冀的卻只是戀人語言的肯定。

如果這本書寫到了一種戀情，那並不是存在於某個主體與主體之間，而是存在於語言本身，一種語言享樂主義。

不過，從巴特的理論來看，長官們的讀法應該也算是一種合法的讀法吧。

只是，這樣的問題就更大了。

印度生死筆記

《印度生死筆記》，山田真美著，長安靜美譯，先覺出版，2006年。

這本書光看書名會以為是談印度宗教、靈修經驗與生死學問題的心靈成長書籍。不過，讀了幾段之後就會發現不完全是那麼回事。作者的本意是以比較文化的視角來書寫印度人如何對待死亡，偏向通俗的文化人類學。而我認為這本書最好的地方是，這本書裡沒有異國情調與不食人間煙火的心靈體悟，卻是以淺明的筆觸記錄了當代印度的嚴酷社會現實的一些片段，從這些現實的情景中，我們不難從中推知印度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以及一場革命的必要性。



【對路倒的死屍習以為常】

→第2章〈第一具屍體〉

1990年2月初，某一個寒冷的傍晚（印度的天氣並非一年到頭都熱得要死，12月底到2月初的新德里其實異常寒冷，夜間最低溫甚至會降到攝氏二、三度）。作者在首都新德里。當時是她初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第三天。作者說：

「這一天，我剛結束一整天的採訪，為了回到位於市中心的某飯店，一邊吐著白色氣息，一邊加快腳步走在夜裡。路上還有同樣剛結束工作而踏上歸途的人們，或是正要上餐廳的一家大小、兜售廉價日用品或玩具的小販、形跡可疑的皮條客、骨瘦如柴的乞丐等，各式各樣的人雜沓徘徊，雖說是夜晚，週遭卻意外的顯得相當熱鬧。

『要不要買大麻？古柯鹼也有喔！』我一邊用手『去！去！』有如趕蒼蠅似的揮開糾纏不清的毒販，一邊加快腳步往飯店走。

就在一鼓作氣往大馬路右轉的時候，不意卻被放在路邊轉角疑似大型垃圾的的東西絆到而整個人倒在那上面。就在這時，過去從未曾聞過的惡臭衝鼻而來。

接著跳進我視線的是髒抹布般的破布團，和裡面依稀可見類似褐色皮膚的東西、搓成繩索般綁成束的頭髮，還有，還有，原本應該有眼球卻空無一物的人臉……

一開始以為是垃圾的東西，無庸置疑是人的屍體，而且並不是覆蓋白布、裝飾了鮮花的美麗『遺體』，而只是基於某種理由倒在路邊，如假包換的『屍體』。

……可能因為死後已有一段時間，或原本就營養不良所以瘦骨嶙峋，屍體出乎意料之外的僵硬。眼球應該是被烏鴉或什麼的給叼走了吧？還好季節是冬天，要是夏天，屍體不就腐敗到不忍卒睹的慘狀嗎？」

作者不經意撞見路倒的死屍，這還只是第一層。更說明問題的是路人的態度：

「……儘管身邊有那麼多的印度人熙來攘往，但大家似乎都不曾在意這具屍體。有人輕輕避開，也有人無所謂的跨過屍體就這樣走過去。甚至還有妙齡的美麗女子拉起優雅紗麗的裙擺，毫不以為意的越過屍體。」

我不認為這可以用印度人對於失去靈魂的肉身的蔑視來解釋。問題恐怕是，在印度，這種場景太過頻繁，人們早就習以為常，麻木了。



【吃人的封建禮教】

→第13章〈不可自殺〉
→另參考：薩拉夫著，《印度社會》，1977年，商務印書館。376-381頁

山田真美指出，印度教認為鰥夫再婚一點問題都沒有，卻絕不允許寡婦再婚，強烈要求女性在丈夫死後仍必須永遠為丈夫固守貞操，而且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種傾向仍十分強烈。「薩蒂」便是此一傾向的極致表現。

印度自古以來就有要求寡婦自殺（自焚）殉葬的惡習，稱為「薩蒂」，而且儘管獨立後便立法禁止，但是「薩蒂」並未從此銷聲匿跡，而且到了1987年，在一個案件中竟依然得到人們的認可。

這個案件是這樣的：1987年，印度北部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一個寡婦以「薩替」方式自殺殉葬，她的親友因為有協助或要求她自殺的嫌疑被捕，最後法庭竟然以「薩蒂為印度之文化」為由，判定其親友無罪！這是由國家機關正式認可此一吃人禮教，而且時間是在1980年代！甚至到了21世紀，2002年，依然有正式案例紀錄了一位以「薩蒂」方法自焚殉葬的事件。

山田真美紀錄下來的這個故事說明了，與台灣目前流行的「殖民有功論」相反，事實上，帝國主義在被殖民國家會與最野蠻的封建主義聯手進行統治。本故事中直到1947年印度獨立才制定「薩蒂禁止法」，便是證據。

另一方面，即便由國家正式制定了這樣的法律，卻依然還是不能禁止這種暴行，說明了當初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印度獨立革命是極不徹底的，留下了大量的封建殘餘毒素未能清除。這也印證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命題，即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之後，舊式的、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不再可能，只有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是出路。

除了山田真美這本書之外，據薩拉夫的《印度社會》的研究，印度封建時代的剝削階級極端蔑視女性，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財產權，幾乎將婦女當作奴隸。比如著名的《摩奴法典》裡規定了婦女對於男子的依附地位，即便在丈夫死後也必須守貞，給予丈夫捶打妻子、剝奪她的裝飾品及把她幽禁的權力，等等。此外，薩拉夫也指出了《印度生死筆記》中提到要求寡婦自焚的「薩蒂」習俗：「《阿闥婆吠陀》第一次提到，自古以來就存在寡婦自焚殉夫的習俗，《摩科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也證實了這種可怕的習俗。」

但是，薩拉夫提到，這些對於婦女的壓迫是有階級區別的；上述的規定與習俗主要適用於奴隸主、封建主等剝削階級的婦女，至於被剝削的農民婦女的社會地位「在某些方面比剝削階級的婦女為好。」比如，農民不會娶數個妻子（因為經濟負擔不起），不會將婦女幽禁在家中，寡婦可以再嫁，等等。此外，農民更沒有自焚殉葬的「薩蒂」與殺嬰的的習俗，這是典型的貴族習俗，僅限於兩個高等種姓──婆羅門和剎帝利。

由此反觀，山田真美的視野依然囿於資產階級式的人道主義，缺乏階級分析觀點。



【理所當然的殘酷】

→第1章〈行腳屍山〉

1996年11月6日，兩架客機在新德里近郊上空對撞，351名乘客的屍體支離破碎地散佈在棉花田裡。山田真美趕到現場，親眼目睹了可怕的「屍山」場景，觸目所及全是支解的屍塊。

面對此一場景，印度人對此的反應卻令作者十分驚訝。週遭看熱鬧的印度男子對於有許多外國媒體前來採訪十分興奮，「在這個貧窮村落發生的事，對眼前的男人而言，感覺就跟婚禮或豐年祭之類的重大慶典沒什麼兩樣。而前來報導意外事件的記者，在他眼裡也與娛樂電影的攝影班差不多。」

接著，

「我留意著不踩到屍體──儘管如此，屍塊早已經被那些來看熱鬧的人們踩得稀巴爛，殘缺破損到跟地表無從分辨──但我還是向男人告訴我的『有更多屍體的那一邊』走去。

那個角落，在警察當局的指揮下，屍體已經陸續的清理。但那卻又是一幅令人不忍卒睹的景象。他們竟然用挖土機接二連三鏟起屍體，並且有如處理垃圾似的，粗暴的將屍體丟落到大卡車的載物台上。」

作者對於這種處理方式感到不解，因為她按「常理」推想，對於死者至少應該用毛毯包裹起來，並妥善地安置。但是經過仔細思考，她開始覺得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應該如何如何的「常理」。

「試想：要這個在1996年都還無法順利使用電力的窮鄉僻壤準備包覆351具屍體的毛毯，是多麼不切實際的要求？別說是包覆屍體的毛毯，村民們恐怕連自己禦寒的毛毯都不敷使用。想當然爾，在意外發生一小時過後才終於抵達現場的警察或消防人員，根本不可能準備毛毯！一言以蔽之，這裡一開始就是什麼都匱乏的。」

令作者驚訝的還有，印度媒體全都大篇幅刊登了怵目驚心的屍體照片，甚至「有週刊將頭被扯斷、腹部腸子幾乎全部露出體外的女童屍體，與可能是女童隨身帶著的洋娃娃並排的照片拿來當作封面」。如此的報導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一般公眾對此卻絲毫不以為意，沒有任何質疑或批評，完全不覺得這是對於罹難者的人權的侵犯，或是這種畫面可能會對兒童、青少年造成什麼不良影響。

「最令我吃驚的是：購買這些雜誌，並一張張翻閱罹難者照片、拿來當話題討論的，既不是變態也不是異類，而全是過著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山田真美在空難發生後聽到一個傳言，說原本有幾個乘客存活下來，但是來看熱鬧的群眾不僅沒有救助他們，反而動手搶奪他們身上的財物，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斷氣。

對於這個傳言，作者遇到的每個印度朋友都承認這是很可能發生的，這種案例在印度早已屢見不鮮。作者舉例說，曾有一架飛機在孟買附近墜毀，空服員羅莎琳雖然傷勢嚴重，但意識很清楚，她便證實了：

「意外發生之後，不知從哪湧來了大批的人潮，看起來雖然貧窮卻不凶惡，感覺就像是很平常的村民。但這些人不僅沒有救我，反而將我身上的首飾或值錢的東西拿得一個都不剩。」

【恆河所暴露出的險惡人世】

→第6章〈屍體漂流的恆河〉

儘管恆河是宗教的聖地，但是恆河很髒，這應該大家都曉得，裡頭不僅有各種民生家庭廢水，也充滿了各種工業廢水。作者的一個印度化學家朋友甚至以恆河的髒來證明他印度教信仰的堅真程度。這個印度化學家說，作為化學家，他死也不要進恆河，但是作為印度教徒，他會毫不猶豫跳進去，並且大口大口地喝下恆河水。

此外，恆河裡也有不少死屍。印度教徒火葬之後會將骨灰灑進恆河，這不算死屍。但是，一些「幼兒、英年早逝（婚前死亡）者，或窮到沒錢買柴薪的窮人屍體，有時候也會不經火化就直接丟到河裡。」

此外，恆河裡自古就有鱷魚出沒。一些在恆河失蹤的朝聖者可能就是被鱷魚吃掉了。

比鱷魚還恐怖的是水中強盜集團。

「常有水中強盜集團看準了朝聖者洗禮的時機點伺機出現。所謂水中強盜集團，正如字面所示，是在水中（這裡指的是恆河中）搶劫的暴行。他們作案手法是將事先鎖定的朝聖者拖到水中活活淹死，然後慢慢搶完他的貴重物品或現金後，再把屍體直接丟進河裡。」

作者的女兒就讀於新德里的美國學校，畢業旅行時到恆河上游的瑞許凱詩（Rishikesh）泛舟，沒想到就連到了恆河的上游泛舟，還是遇到河中接二連三漂來牛、羊的屍體，正當作者的女兒與同伴開玩笑說「這些可能都是同一家人養的」、「搞不好等一下主人就流過來了」的下一秒鐘，就真的有死人屍體流過來了！

諷刺的是，許多外國人對於印度、對於「恆河洗禮」、對於印度的宗教精神抱有無限的幻想，紛紛來到印度追求精神解放，跳進恆河，吸食毒品，漫無目的地流浪，最後客死印度。



【自殺的國際比較】

→第14章〈復活的屍體〉
→第16章〈世界上最容易自殺的男女〉

也許日本的文藝作品太多渲染自殺的描寫，以至於我們常常以為日本是世界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不過，根據作者所言，日本的自殺人數雖然不少，但自殺率並未進入世界前三名。

「自從1998年的總自殺人口突破三萬人大關以來，日本每年就固定會有三萬人以上自殺。根據總務省的統計資料顯示，2002年的自殺人數達32143人，其中男性有23080人，女性有9063人。」若將這個數字換算成自殺率，則日本男性的自殺率（36.5/十萬人）在世界排名第十，日本女性的自殺率（14.1/十萬人）為世界第四。

那麼，哪些國家的自殺率比日本更高呢？作者引述WHO在2002年的資料，男性自殺率的世界排名：

第一名：立陶宛（75.6）
第二名：俄羅斯（70.6）
第三名：白俄羅斯（63.6）
第四名：拉脫維亞（56.6）
第五名：烏克蘭（52.1）

這些國家全都是蘇聯集團國家，而且除了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外，全都集中在波羅的海沿岸。為什麼呢？山田真美提出的解釋我認為有一定道理，她說，人不會僅僅因為貧窮就自殺，比如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各國都很窮，可是自殺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對自古經濟就很落後的國家而言，貧窮就是最普通的狀態。……相對於此，住在立陶宛、俄羅斯、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烏克蘭等國家的人，一定是被迫面對著『不安定的生活』。震驚全世界的『蘇聯解體』、新體制的實施，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變化（非自己所願），迫使人們面對日復一日不知該怎麼過的生活，而看不見未來。人們面對這種不安時所承受的壓力超乎想像之外。」

相對於負擔主要家計的男性而言，女性的自殺世界排名有所不同。

第一名：斯里蘭卡（16.8）
第二名：立陶宛（16.1）
第三名：中國（14.8）
第四名：日本（14.1）
第五名：斯洛維尼亞（13.4）

山田真美對於斯里蘭卡女性為何自殺的解釋也值得參考。她說，根據研究，大多數自殺案例都是少女或年輕女性，最大的主因則是「一妻多夫」或「近親相姦」。

作者指出，「一妻多夫」制廣泛實施於西藏、南印度及其週邊，與非洲地區。在此婚姻制中，複數的男性彼此是兄弟，有時是兩、三人，有時更多。妻子是複數丈夫共有的財產，必須與每個丈夫都維持性關係，生下來的小孩是誰的無所謂，因為只要是兄弟的基因，都算是留下了家族的遺傳基因。生下來的孩子以兄弟間最年長者為父親，其餘皆為叔叔。

據作者所說，一妻多夫制之所以成立的理由，第一就是不需因為結婚而分家，維持家產的完整。第二個好處是可以避免孤兒寡母的產生，因為任何一個丈夫過世都還有其他人可以養活妻兒。第三個優點是可以控制生育率，因為一位女性終其一生能生的孩子不過十多個。這是窮人之間的婚姻。相較於一夫多妻是富裕的象徵，一妻多夫則是貧窮的象徵。

不過，一妻多夫制中身為妻子的女性必須在各方面「公平對待」複數的丈夫，包括在性交的次數上，這對於女性而言極為痛苦。

「跟不喜歡的男性發生性關係就已經難以忍受了，那就更不要說當對象是複數時，等在床上的根本就是地獄！被迫處於那種狀況，相信女性大多會受到極度的嫌惡感或罪惡感折磨，因此就算是導致精神異常，甚至自殺其實一點也都不足為奇。」

值得注意的是，「斯里蘭卡隨著1980年經濟開放政策的實施，自殺率也不斷急速竄升。」

大多數國家男性自殺率都比女性高，但中國卻是例外，女性的自殺率比男性高，尤其是農村的年輕婦女，自殺率是都市女性的五倍。

作者說，導致農村年輕婦女自殺的主因是「家庭問題」，其中又以「夫妻問題」為最。因為中國農村的男性每年有一億人到都市裡作民工，年輕的太太必須負擔全部家務，生活在封閉的農村，照顧公婆孩子，生活壓力極大。許多外出工作的丈夫有了婚外情，也是導火線之一，此外還有「男尊女卑」思想的作用。

馬克思論對華貿易

卡˙馬克思，《對華貿易》，1859。馬恩選，第一卷，755-759頁。

Ben Fine and Alfredo Saad-Filho，《Marx’s Capital》，fourth edition。

馬克思重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面性，在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曾經從歷史進步的高度讚美資本主義。有些人因此就片面地擷取出讚美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或是引為同道（比如許多現代化論者），或是加以批判，指責馬克思沒有注意到較原始的生產方式內部的生命力甚至是進步性（比如當初俄國的民粹派和當代的許多新馬克思主義者）。

這是對馬克思的誤解。馬克思很清楚，與一般理解的相反，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的高效率，並不必然能夠在市場上擊敗較落後的生產方式，因為後者能夠以各種前（非）資本主義的方式「將生產成本外部化」，使得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力。關鍵在於和生產力相聯繫的生產關係的具體情況。

「每當亞洲各國的什麼地方對輸入商品的實際需求與虛擬需求──虛擬需求大多是根據新市場的大小，那裡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口岸外貨銷售情況等表面資料推算出來的──不相符時，急於擴大貿易地域的商人們就極易於把自己的失望歸咎於野蠻政府所設置的人為障礙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強力清除這些障礙。……這樣一來，假想中對外貿易從中國當局方面裕到的人為障礙，事實上便構成商界人士眼中能為對天朝帝國施加的一切暴行進行辯護的絕好藉口。」

近代英國為了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利益，自鴉片戰爭起便不斷以武力侵略中國，要求開放通商口岸、撤除各種人為的貿易障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建立自由貿易體制。但是，自1984年南京條約以來，英國除了鴉片之外的其他工業產品貿易量並未擴大。「在最近九年內，英國的輸出，有五年遠遠低於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10/17。」

當時的英國輿論將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人的節儉與守舊，要求一件衣服要能耐住三年的磨損。但是，

「沒有需要以及對傳統服飾的偏愛，這些是文明商業在一切新市場上都要遇到的障礙。至於斜紋布的厚度和強度，難道英國和美國的製造商不能使他們的產品適合中國人的特殊需要嗎？這裡我們就接觸到問題的癥結了。

1844年，米切爾先生曾將各種質地的土布樣品寄到英國去，並且注明其價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訴他，按照他所開列的價格，他們在曼徹斯特不能生產那種布匹，更不能把它運往中國。為什麼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制度生產出的產品，售價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布機上用手工織出的布更低廉呢？

我們上面已經指出過的那種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破解了這個謎。我們再來引述米切爾先生的話吧：『……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農家生產出來的，生產者所用的成本簡直只有原料的價值，或者毋寧說只有他交換原料所用的自家生產的糖的價值。我們的製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這種做法的令人讚嘆的節儉性，以及它與農民其他活路的可謂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會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論，他們是沒有任何希望與之競爭的。』」

因此，馬克思再次強調了他在《中國和英國的條約》中所闡明的道理。他說：

「我們認為，除我們已經證明與西方工業品銷售成反比的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

但是，如果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與之競爭，又怎麼解釋資本主義對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破壞作用呢？怎麼解釋資本主義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呢？比如英國貨在印度確實取得了優勢。對此，馬克思比較了英國在中國和印度的不同地位與作用，指出：

「正是這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過去長期阻擋了而且現時仍然妨礙著英國商品輸往東印度。但在東印度，那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是以一種特殊的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而英國人憑著自己作為當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夠破壞這種土地所有制，從而強使一部份印度自給自足的村社變成純粹的農場，生產鴉片、棉花、靛青、大麻之類的原料來和英國貨交換。在中國，英國人還沒有能夠行使這種權力，將來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

換句話說，是社會生產關係的改變，才使得資本主義工業產品的銷路得以擴大，而不是單純的生產力。

正如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Ben Fine所說：

「…capital does not necessarily destroy household production because of its superior efficiency. Indeed, household production persists even today, for example, in sweatshops. Rather, independent production is destroyed (or, more generally, subordinated to capitalist production) by the soci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 English peasantry, for example, was destroyed by forcible eviction from the land and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inputs and outputs, rather than by competition from capitalist farms.」（Ben Fine and Alfredo Saad-Filho，Marx’s Capital（4th）：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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